深焦电影史 戈达尔谈制片、发行与公众的触达问题——“制片人与真正的发行方应该是全体观众”，也是“我们生活的社会”。
我想这并非在不在街头拍摄的问题，也不是设备轻不轻便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一群人对你感兴趣，要有足够多的一群人，然后问题就是“应该如何触及这些人”。
我记得在1968年五月风暴过了三四年后，我拍了一部《一切安好》。当时雷诺汽车厂有一名叫皮埃尔·奥维尼的左翼活动家被人谋杀，大约有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堪称最后的大型左翼示威游行之一。这之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当时我们就想：“好吧！就把这部《一切安好》献给参加葬礼的十万名示威群众吧。只是，葬礼结束后，这些人就不知去向了。为了触及这十万人，我们可能触及了一些……这部影片的票房惨不忍睹，仅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名观众，不过我把这一万五千到两万名观众当作曾经参加过奥维尼葬礼的那群人。说实在的，我们总不能为了触及那十万名示威者而去控制影片发行制度吧。假如其中有一个人出国或是
跑到别处去了，试问如何找到他呢？假如分散制片（production décentralisée）最后还是会碰到发行问题的话，分散制片或是拍摄分散制片的电影又有什么用？拍一部小成本电影……小或者大，我不知道，重要的是要用另一种方式或另外一种风格去拍摄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人，如此一来或许会吸引……问题是随后会进入一个规模很大的发行系统，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昨天我们提到了公众的问题，哪些人拥有大量观众呢？就是大型电影和电视的独裁者。电视的运作与独裁制度如出一辙：电视可以在一天中的一个小时内吸引众多观众。电视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成功地征服了观众，连带加速了电影发行的过程。电视可以播放英国女王或在阿根廷举行的足球赛的画面，在一个半小时中，会有十五亿名观众同时观看同样的影像。哪一个独裁者不梦想拥有如此多的群众？哪里的群众不会投票给随时播放足球赛来满足他们的独裁者呢？
现在已经轮到那些导演向自己提出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了。当我们写信给一位好友时，我们会想，他大概也想知道我们的近况吧，但假如他一直不回信，那么我们会想……那就不给他写信了。
电影制片或发行人都以美元来衡量观众，以两美元一张票乘以三百万人次来计算利润，这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所以说他们要比大部分艺术家实际多了。至少这很真实，他们试着去做类似的事。假如我们不考虑这些东西的话，又会是什么情况？我们有什么本事可以让四百万人对我感兴趣？我用很长的时间去思索这个问题，我想，我说的东西在法国大概可以吸引十万到二十万人吧。要如何去吸引他们呢？这个我可不知道，因为发行制度实在太糟糕了。假如要通过寄信，那我要写的信可就太多了；假如要通过电影，以我一贯的拍摄方式拍出的电影根本无法吸引那么多人，我必须换一种我不喜欢的方式。这时我就想：“好吧，我们的目标得小一点，得再多想想，换一种方式。”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实在很孤独，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凭什么我所做的事应该让人感兴趣？你尽可以去敲邻居的门，然后对他说：“付我五美元，我就说一则故事给你听。”你再通过统计学，告诉我有多少人会开门，拿出五美元，并听我讲故事！好不好听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制片与发行的真正问题所在。所以，制片人与真正的发行方应该是全体观众，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社会，有时我们把自己托付给它。其实，大家都很会生活，或多或少都有过奇妙的经历。工厂里的工人每天都工作得身心俱疲，不过他们却把自己托付出去。他们没有想到过，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精明，成功地传播了人们的想象，其中一些人足够诚实，但这也是他们的工作方式。而且，大家也把对生活的想象或非想象全部托付给了电影或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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