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陈松年在父亲陈独秀墓前的留影，姊妹四个，只剩他一人。 墓碑上＂陈独秀先生之墓＂几个大字清晰可见，这替代了多年来不得不使用的＂陈乾生之墓＂。从父亲1942年去世，到如今终于能以真实姓名立碑，这一过程耗费了陈松年二十多年的心血。摄影师按下快门的一刻，定格了这位56岁男人孤独而坚毅的身影。 照相前，陈松年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小小的家庭相册，翻开泛黄的页面。相册第一页是全家福，那时的陈独秀还年轻，身边环绕着孩子们。陈松年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庞——大哥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英勇就义；二哥陈乔年，1928年同样在上海牺牲；姐姐陈玉莹，因受不了两位兄长接连牺牲的打击，精神失常后病逝。 相册后几页是妹妹陈子美和弟弟陈鹤年的照片，他们分别远在美国和香港，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早已变得遥远而模糊。 站在墓前，陈松年回忆起父亲陈独秀的一生。那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创办《新青年》杂志、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口号的开拓者，那个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之后在中共四大、五大任职中央总书记的革命者，曾经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在陈松年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缺席的。当他跟随母亲在安庆老家生活时，很少能见到忙于革命工作的父亲。1930年，17岁的陈松年与母亲一起去监狱探视被国民党逮捕的父亲，看到满身伤痕的父亲时，他控制不住泪水。而父亲却只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告诉儿子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最让陈松年珍视的记忆，是1939年到1942年间，全家在重庆江津团聚的日子。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与父亲共同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父亲晚年变得温和，开始关心家人，甚至写信详细嘱咐陈松年来江津的路线和注意事项。1942年，陈独秀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刻，遗憾地提到他未能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我的《小学》，我只批注到了抛字，可我却就要这样抛他而去了。＂ 陈松年的成长道路布满荆棘。17岁时，他目睹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牺牲，不到一年后，二哥陈乔年也在上海壮烈牺牲。姐姐陈玉莹因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精神失常不久后离世。随后，母亲也在忧郁中病逝。 在抗战期间，陈松年一家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日军的洗劫使陈家彻底没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生计，陈松年曾做过会计、当过教师，但都未能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最终，他不得不在砖窑厂做工，靠着体力劳动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每天劳作归来，陈松年总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孩子们讲述陈家的故事。尽管疲惫不堪，但他坚持将父亲陈独秀的革命经历、大哥二哥的英勇事迹娓娓道来。孩子们围坐在他身边，专注地聆听这些家族记忆。 他的妻子同样竭尽全力支持家庭，在铁路工地上抬土、修补火柴盒，干着各种繁重的体力活。然而，长期的过度劳累最终导致她病倒并离世，留下中年丧妻的陈松年独自抚养四个孩子。 195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陈松年的命运。毛泽东乘坐洛阳号军舰在长江沿岸巡视，到达安庆时，他向当地领导询问陈独秀家人的情况。得知陈独秀的儿子还在安庆靠做砖窑工维持生计，毛主席表示需要给予帮助。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渊源可追溯到早期革命时期。在北大求学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聆听陈独秀的讲课，深受其影响。他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并曾评价说：＂他对于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其他人＂，＂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带领下，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党＂。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安庆地方政府很快确认了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陈松年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央还责成安庆地方委员会每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缓和，陈松年被推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务委员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作为政协委员，他开始有机会在正式场合为父亲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发声。在一次政协会议上，陈松年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发言，详细回顾了父亲在中国革命史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呼吁对革命先辈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 陈松年最牵挂的，仍是父亲的墓地。在父亲1942年去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和政治原因，陈松年只能用＂陈乾生＂这个名字为父亲立碑。多年来，墓地无人修缮，荒草丛生，甚至有部分被挖掘用于修建公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邓小平对陈独秀墓碑作出亲自批示，表示可将其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并指示安徽省考虑从地方财政拨款重修。安徽省随后拨款三万元用于修缮陈独秀墓碑。终于，墓碑上的名字从＂陈乾生＂恢复为＂陈独秀＂，碑文内容也从＂乾生＂改为＂仲甫＂再到＂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