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二年夏天，江南大水，淳安成了泽国。 雍正还叫胤禛的时候，跟着十三弟胤祥奉命南下查灾。 他刚进杭州，一头扎进空荡荡的巡抚衙门，官员全不见了。 以为官员怕事躲灾，正要发火，结果一打听，这巡抚朱轼早几天跑去灾区了，还自己下地干活，这一下，把胤禛看傻了。 朱轼当时是浙江巡抚，正经封疆大吏，他干的事却不像个大员，更像个赈灾队长。 别人发文书、做奏折，他卷起袖子抬沙包。 最初胤禛是半信半疑，心里想着这人是不是演戏演得太认真。 可当他一脚踩进灾区，才发现这朱轼不演。 他穿着官袍，满身泥浆，衣襟破了也没缝，脚上只套了双草鞋，站在大堤上大喊：“快给那边堵上！”胤禛看得一愣一愣的。 再往里走，灾民在吃饭，粥是热的，锅边围着几个兵士，还有个老头在舀粥，一看那不是朱轼么。 那天朱轼舀了上百碗粥，自己都顾不上吃，胤禛没提前打招呼，谁也不知道他来了。 他看了半天，朱轼终于注意到来人，忙着把帽子找出来戴上，结果帽子不知哪去了，头发乱得像鸡窝。 等胤禛开口问话，朱轼满脸通红，他也没说什么好听话，就一句：“水来得急，堤坝吃紧，人手不够，我不下手，下面人也不敢上。” 胤禛没吭声，倒是胤祥在旁边点头，“这人是真的在干事。” 当时两位皇子站在洪水旁，身边一个巡抚蹲在泥里打着补丁的布袍子，正给孩子分饭吃，那画面要是画下来，像极了老百姓盼的清官。 当天晚上，朱轼请胤禛兄弟吃饭，他家不在巡抚衙门住，那地方空着。 他住的是一间农家，屋顶漏，地上积水，饭菜更是寒酸。 四盘菜：一盘腊肉，一盘肉皮，一点笋，还有点粉丝，外加一壶米酒。 朱轼陪笑说，灾区物资紧，实在拿不出别的，这顿饭吃得胤禛一句话没说，临走才轻声道：“我大清朝要是多几个朱轼，百姓就不怕水了。” 这话他没忘，等回到京城，第一件事就是把朱轼的事写进奏折里，连夜进呈。 康熙一看，皱眉问：“他是怎么做巡抚的？”胤禛说：“他是去做百姓的官，不是守衙门的官。” 康熙没回话，第二天朱轼的升调就下来了，从浙江巡抚直接升任左都御史，这官不小，是管监察百官的，相当于今天的纪检总长。 朱轼没进京炫耀，也没换住处，还是那四盘菜，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才加了两道。 那时候“朱公席”成了文人政客之间的口头禅，吃得简单，是种态度。 朱轼并不是无名之辈，他出生福建漳州，科举出身，做过几任地方官。 早年在福建修水利就小有名气，后来调到江苏、浙江，一路升迁。 他这个人说话直，爱跟同僚吵架，文人都觉得他太硬，朝里有些大臣也看他不顺眼。 他也不怕，做得对就干，杭州赈灾那次，他确实是第一时间丢下衙门，带兵带人下乡。 他把原本准备进贡的粮食全拉出来分给灾民，说：“先活人，再讲礼数。” 雍正继位以后，朱轼成了心腹之臣，除了左都御史，他还做了文华殿大学士，那是内阁重臣。 当年雍正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年纪小，雍正亲自选了几个师傅教他，朱轼是其中一个。 朱轼教书跟做官一样，一板一眼。 弘历小时候挨了他不少训，曾经当着雍正面被他罚抄书，雍正都觉得他太严格，劝他放松点。 朱轼就回一句：“臣不敢误国器。” 乾隆即位后没忘师恩，赐他俸禄，叫他不用再出山。 但朱轼回绝，回到故乡，继续用那一套“朱公席”待人，连自己孙子结婚，桌上也就七八样菜。 乾隆有次提起他，说：“朕年少读书时，最怕的就是朱先生的戒尺。” 朱轼一生跟很多人不一样，他不走关系，不巴结人，不图升迁。他抓住了那次大水，用实干证明了自己。 胤禛当年就是因为那一面，才认定他是能用之人。 他从灾区出来，不带一个功名章，也没安排地方官给自己吹牛，胤禛看得清楚，这种官是稀有货。 很多人说雍正继位后大搞整顿，搞“铁腕治吏”，可朱轼的提拔，其实早就说明雍正怎么想的。 他想用的不是会写八股、会拜门子的，是能顶事、能做事的。 朱轼不是个特例，他是雍正想要的官样，雍正一朝用人标准清楚得很：干净、能干、听话。朱轼正好三样都占了。 有人说朱轼太苦了，做高官还住草屋，吃腊肉，像苦行僧，他不苦，他认命。 他知道百姓才是官的根，做官不是享福，是担事，他也知道，能遇到像雍正这样的主子，是他运气。 他没想走捷径，也没打算讨好。他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不给人添乱，也不给人送礼。 后来浙江再发水，朱轼已经退居老家，地方官照章调粮，他却在家写信，说：“水涨三尺，民心再低一分。” 他的信被送到京里，乾隆看到后批了两字：“允行。”老头子早不在位，但话还顶用。 朱轼最后病逝在福建，没请御医，也没做国葬，他子孙把他葬在祖坟边，一块石碑写着：“朱公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