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时候，总理路过昆明，碰见了他的初恋张若名。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总理小声问张若名，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呀？ 1955年的春天，周总理在繁忙的公务之中，特意抽出时间拜访云南大学，并且向党委书记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见一见张若名教授还有杨堃教授，我们是老朋友了。＂ 会面前，周总理翻阅了张若名近年发表的语言学研究论文，对这位昔日战友在学术领域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张若名听闻此消息后，也将珍藏多年的觉悟社文件整理出来，这些泛黄的纸张记录着他们共同奋斗的青春岁月。 第二天，两位老友在云南大学相见。时隔二十五年，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份革命者的神采依旧闪烁。周总理微笑着说：＂多年不见了，你好啊！你身体好吗？小超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替她向若名姐问好。＂张若名也笑着回应，表达了对邓颖超的思念之情。 时间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北京爆发。当时还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张若名，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她冲进教室，向同学们宣读新闻，呼吁天津学生响应北京同胞的爱国行动。 在她的带领下，天津的学生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作为学生领袖，张若名两次前往北京向政府请愿，面对威胁毫不畏惧。她还组织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提倡国货，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参与救国运动的重要平台。 五四运动后的同年九月，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一群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觉悟社＂，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的他们，怀揣着改变中国命运的理想。为了宣传革命理念，他们创办了《觉悟》杂志。张若名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大胆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等先进观点，在当时守旧的社会环境中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对她发出死亡威胁。面对这些，张若名毫不动摇，坚定地说：＂革命者连死都不怕，难道害怕威胁？＂ 1920年，为了进一步学习先进思想，觉悟社决定派代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作为领袖自然在列，而精通法语的张若名则成为不可或缺的人选。然而，她的父亲反对女儿＂离经叛道＂的行为，安排了一门婚事欲将她嫁人。不畏传统束缚的张若名，毅然逃离家门，踏上了前往巴黎的轮船。 在塞纳河畔的一次长谈中，周恩来与张若名深入讨论了个人情感与革命使命的关系。两人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中，情感日渐深厚，成为了公开的恋人。然而，革命工作的紧张和长期分离，使他们难有时间培养感情，国家大事始终高于儿女私情。 1924年初，列宁逝世，张若名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举办的追悼会。尽管当时法国当局对革命活动严密监视，且法共已明确表示不允许外国党员参加，但里昂党组织还是派她出席。会后，张若名遭到法国警方拘留盘问，虽然很快获释，却从此被警方密切监视，信件被拆阅，行动受限制。 在外部压力和组织内部矛盾的双重夹击下，曾经坚定的革命者张若名感到身心俱疲。最终，她做出了退出组织的决定，同时也结束了与周恩来的恋情。从此，两人的人生道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革命友谊却超越了逝去的爱情，延续了下来。 1930年，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开会，途经法国时特意安排与张若名见面。周恩来告诉张若名，他已与邓颖超结为夫妻，两位昔日的战友成为了生死相依的伴侣。 面对这个消息，张若名真诚地送上祝福。她随即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给邓颖超，信中对这位曾经亲切称呼她为＂若名姐＂的学妹表达了美好祝愿。 与此同时，张若名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篇章。在里昂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结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杨堃，在一次学术交流后便感到彼此间有着难以言喻的契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杨堃向张若名表白了爱意，两颗寻找理想的心终于找到了彼此，携手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1931年，张若名和杨堃双双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凭借他们的学术水平，完全可以在欧洲获得优厚待遇的工作。然而，这对夫妇放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当时仍处于战乱中的中国。 回国后，他们先在北平开始了各自的学术研究工作。张若名专注于语言学领域，而杨堃则深入研究中国民俗学。1948年，一封来自云南大学的邀请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刚刚成立，急需学术人才。尽管云南地处边陲，条件艰苦，但张若名和杨堃夫妇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1955年的春天，当周总理在昆明与张若名夫妇重逢时，他们已阔别二十五年。寒暄过后，周总理半开玩笑地询问张若名：＂你们夫妻俩在云南住的习惯吗？要不要去北京工作？＂。 面对这份出自诚意的邀请，张若名微笑着婉拒了。周总理欣然表示理解和尊重。他知道，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边疆地区的教育和文化研究同样重要，张若名夫妇选择扎根云南，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文化研究贡献力量，这种精神与他们当年共同追求的革命理想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