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洪任明在火车站旁看到了战友，对方却无视了他，将视线移向别处，突然，洪任明意识到不对劲赶紧离开了... 1947年，洪任明在火车站旁与战友偶遇。当时，他注意到对方视线并未停留在自己身上，反而迅速移开。意识到可能存在危险，洪任明立即感到不对劲，迅速离开了现场。 1939年，邱世毅得知新四军正在征兵，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被分配到挺进纵队二队。凭借出色的表现，邱世毅很快调入了三支队的八大队。年纪轻轻的他，在战场上展现出了超凡的勇气和智慧。 除了军事才能外，邱世毅还以其开朗、和善的性格，赢得了战友们的喜爱，他甚至能吹拉弹唱，成为大家口中的“扬州小弟”。然而，邱世毅也曾面临过困扰，那就是他的领导时常批评他工作态度不认真，作风懒散。邱世毅感到莫名其妙，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 某一天，邱世毅被召进办公室，那里坐着政治部的领导和十八旅的旅长江渭清。江渭清一开口就说，这段时间的批评，实际上是为了掩护邱世毅的特殊任务。 原来，邱世毅被选中进入汪伪政府的政治训练班，开始进行深度的地下情报工作。此时的邱世毅，还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将要肩负的任务究竟有多么艰巨。 他被秘密调往汪伪的二十五师担任中尉情报参谋。虽然名义上是为汪伪政府工作，但他实际的职责却是为抗日力量收集情报。 为了更好地潜伏在敌人阵营中，邱世毅利用自己姑父徐公美的关系，顺利调入了苏北的汪伪绥靖公署。徐公美曾是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对邱世毅参与革命大力支持。在姑父的帮助下，邱世毅不仅获得了敌人的信任，还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 在公署工作期间，邱世毅凭借勤奋和智慧，迅速获得了孙良诚的赏识，逐渐晋升为作战参谋。通过这些职务，邱世毅能够获取到更多的军事情报。 在1945年，他得知了日伪军的重大计划，发现敌军将集中力量封锁苏中根据地。这个情报被邱世毅及时传递给了抗日指挥部，为我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抗日地下组织也在积极收集敌情。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的巧妙行动，得知了汪伪独立团的团长马佑铭即将调动的消息，敌军的部署计划被迅速揭露。地下党组织配合邱世毅提供的情报，决定在三垛河设下伏击圈。 同年4月28日，苏中地区的三垛河口伏击战打响，敌军在精确的情报指引下遭遇了惨败。我方成功歼灭敌军18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947年5月，邱世毅踏上了前往镇江的火车，准备按约定将情报交给二地委派来的政治交通员姚茂良。在车厢内，他发现自己被一双眼睛死死盯住。 深知自己肩负的重要任务，邱世毅凭直觉觉得自己暴露了，他立即将藏有密信的牙膏管丢出窗外，以防万一。但这一举动并未能让他脱离困境。不久后，特务们将他捕获。让他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姚茂良，还有一位姓田的叛徒。 原来，姚茂良早已在特务的圈套中，接头地点被他们早早埋伏。通过酷刑的折磨，姚茂良最终透露了邱世毅的行踪。 邱世毅被捕时，试图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并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特务们找到了他丢弃的牙膏管，密文暴露了他和党组织的联系，最终他还是被认定为敌对分子，入狱待审。 初时，特务们并未立即对邱世毅施以酷刑，而是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他们希望他能配合重写密信，把姚茂良送回二地委，伺机将整个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特务们急需姚茂良带回情报，但由于被捕的邱世毅是唯一一个了解密文内容的人，他们不得不提出这个要求。面对这份无法拒绝的请求，邱世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按照特务的要求重新写信，党组织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暴露；但如果拒绝，他又无法向外界传递自己的困境，可能会导致党组织的工作受阻。 经过深思熟虑，邱世毅决定将希望寄托在姚茂良身上。尽管他知道姚茂良曾犯下背叛的错误，但他仍然相信这个人并非彻底堕落。 邱世毅借助上厕所的机会，成功避开了特务的监视，并不顾过去的恩怨，耐心地劝导姚茂良。他告诉姚茂良，虽然自己因他而陷入困境，但党和任务的重任依旧在肩，姚茂良应当重新振作，回归正途。 在出狱后，姚茂良没有辜负邱世毅的期望，按照指示寄出了一封信，通知邱世毅的队伍调整工作内容，以防组织内的机密暴露。由于姚茂良主动自首，并积极改造，最终重新回归了党组织。 特务们对于姚茂良的背叛极为愤怒，是加大了对邱世毅的刑讯逼供。最终，特务们因无法从邱世毅口中获得任何有用的情报，决定将他处死。1949年4月，年仅26岁的邱世毅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