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日军出动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国民党军长孙殿英下令举起白旗，随行的军统少将文强见势不妙，带着手下强行突围。 1943年初，日军在华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意图彻底消灭华北抗日武装力量。这一年的春季，日军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太行山区，计划通过一次性投入重兵来实现对这一区域的全面控制。 随着战事不断推进，日军逐步加强了在太行山区外围的军事部署，陆续调集了步兵、炮兵等各类作战部队。在4月初，日军已经将兵力增至十万之众，并在太行山区周边建立了多个军事据点。 此时的孙殿英部队驻扎在太行山区的核心位置，总兵力约有三万人，主要由原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组成。这支部队装备相对落后，但由于长期在山区活动，对地形十分熟悉。 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军统局也派出了以文强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与孙殿英部队进行战术配合。这支军统小组携带了大量的情报设备，负责搜集日军动向并向上级汇报。 日军这次行动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重兵包围的方式，彻底切断太行山区内抗日武装与外界的联系。日军指挥部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包围计划，准备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在战役开始前，日军已经提前布置了大量的侦察小组，对太行山区内的抗日力量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摸排。同时，日军还在太行山区周边修建了多条军用道路，为后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 日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在装备上具有绝对优势，不仅配备了大量的重型火炮，还有充足的弹药补给。相比之下，孙殿英部队的武器装备则显得十分简陋，主要是步枪和少量的轻机枪。 随着日军包围圈的逐步收紧，孙殿英部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驻扎在太行山区各个据点的日军部队开始了同步行动，逐步压缩太行山区内抗日武装的活动空间。 日军这次进攻的规模之大，在华北地区实属罕见。除了投入大量的陆军部队外，日军还在进攻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航空兵力，对太行山区进行了持续的侦察和轰炸。 经过前期的准备，日军终于在4月中旬发起了总攻。数万日军分成多个战斗群，从不同方向向太行山区挺进，企图一举歼灭山区内的抗日武装力量。 这起盗墓案不仅造成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损失，更暴露了孙殿英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的本性。尽管他通过送礼行贿的方式暂时摆脱了法律制裁，但这个污点始终伴随着他。 在军事生涯中，孙殿英表现出了显著的政治投机性格。从最初投靠张治公，到后来追随张宗昌，再到依附蒋介石，他不断在各方势力之间更换阵营。 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孙殿英又一次改换门庭，从蒋介石阵营转投阎锡山。战败之后，他又迅速投靠了张学良，这种反复无常的表现使得各方对他的忠诚度都持怀疑态度。 面对日军的重兵压境，孙殿英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日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让守军望而生畏。 孙殿英他认为，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突围行动将会带来巨大的伤亡，部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日军也在这个时候展开了策反行动。通过地下渠道，日军向孙殿英传达了优待投诚部队的条件，承诺保留其军事指挥权和现有军事编制。 这些条件对陷入困境的孙殿英来说颇具诱惑力。经过权衡，他开始暗中与日军进行谈判，商讨投降的具体事宜。 4月下旬，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守军的阵地接连失守。伤亡人数急剧上升，部队的士气也跌到了谷底。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殿英最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他认为继续抵抗只会导致更多的伤亡，而投降至少能保住部队的基本架构。 1943年4月底，孙殿英正式向日军投降，他带领部队在太行山区举起了白旗。日军按照之前的承诺，保留了孙殿英的指挥权，并将其部队改编为伪军编制。 孙殿英投降后获得了日军的优待，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军事地位，还得到了大量军事物资的支持。这支投降的部队被日军重新装备，开始在华北地区配合日军进行军事行动。 然而，在孙殿英决定投降的时候，随军的军统人员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以少将文强为首的军统特别行动小组，拒绝接受投降的命令。 文强带领手下连夜制定了突围计划，他们选择了日军防守相对薄弱的西北方向。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军统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采取了分散突围的策略。 突围行动在深夜展开，军统人员利用夜色的掩护，成功突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这次行动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但大部分人员最终都成功脱离了包围圈。 文强带领的这次突围行动，成为了太行山区这场战役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他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力量，还带出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资料。 孙殿英的投降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叛变不仅影响了军心，更严重损害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投降后的孙殿英完全站在了民族的对立面。他不仅协助日军进行军事行动，还积极配合日军搜捕抗日武装力量，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