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陈永贵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不满的表示，大寨才几亩地？他手下有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哪里有时间收拾马粪。 1963年的大寨村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一年，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和两次风灾，但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村民们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反而上缴了24万斤商品粮。 这个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的小山村，因此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寨精神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也多次带领外宾前往大寨考察，将大寨与大庆油田并列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永贵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从一个农民党支部书记，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再到1971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在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大寨的成功经验是建立在山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依靠人力战天斗地、精耕细作的方式，大寨村创造了惊人的产量。 与大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立于五十年代的北大荒军垦农场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军垦农场由转业官兵组建，以机械化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 这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农用机械来回穿梭。一台台收割机、播种机在广袤的田野中忙碌，完全不同于大寨村用锄头、扁担的耕作方式。 北大荒军垦农场的规模令人震撼。数十万亩的耕地面积，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这里不仅拥有先进的农业机械，还配备了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农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模化经营体系。 在北大荒，农业生产的重点是如何提高机械化水平，扩大耕种面积。农场领导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人员、调配机械，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播种和收割任务。 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代表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依靠人力、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道路，另一条则是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道路。 当陈永贵带着大寨经验来到北大荒时，这两种发展思路的碰撞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关于是否捡拾马粪的争议，更深层次的是关于中国农业应该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 大寨经验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大寨是典型的山区小农经济，其耕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地区。 在大寨这样的山区，土地面积有限，村民们不得不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正因为如此，大寨人把马粪、人粪等各种有机肥料都收集起来，用来提高土地产量。 陈永贵提出的＂两手抓＂政策，一方面强调苦干实干，另一方面注重割除＂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政策在小农经济环境下或许可行，但在大规模农场却难以实施。 大寨村实行的＂一猪一鸡一兔＂政策，限制了农民发展副业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农业生产，忽视了经济规律。 而北大荒军垦农场的现实情况与大寨有着天壤之别。几十万亩的耕地面积，意味着这里需要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 在北大荒，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在有限的农时内完成播种和收获。黑龙江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农场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农业生产任务。 机械化作业成为了北大荒的必然选择。一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割上百亩的粮食，效率远超人工操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农场职工去收集马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农场的劳动力本就紧张，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性的工作。 那位师长的反驳道出了规模化农业的现实困境。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过分强调精耕细作反而会影响整体效率。 北大荒的实践证明，规模化经营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人力资源必须优先配置在关键环节，而不是分散在各个细节性工作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寨经验的推广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那就是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 农业生产不能用一个模式套所有地方。山区小农和平原机械化大生产，各有其特点和优势。 强行推广大寨经验，忽视了中国农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促进农业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都存在巨大差异。山区农业和平原农业、小规模耕作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政策开始进行重大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对此前一刀切推广大寨经验做法的纠正。新的政策更加注重因地制宜，允许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 陈永贵在这之后辞去所有职务，他选择回到农业战线，担任北京一家农场的顾问。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既不能完全照搬大寨模式，也不能简单复制北大荒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