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专家李银河说： “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什么都不为，我们和一只蚂蚁，一棵树，一只甲壳虫，一粒灰尘，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一些物质，然后就这样死去了。” 对于李银河而言，晚年并未让她感到孤独或失落。相反，身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成为她此时最大的追求。最近，她和家人从最初选择的养老地威海搬回了京南，定居在一个靠近河北的安静小城，计划与另一对夫妇一起共度晚年。 她形容自己目前正处于“最有生产力的第二阶段”。有研究表明，人生最具生产力的阶段是60至70岁，其次是70至80岁，而50至60岁则位居第三。回顾自己刚过去的60至70岁，李银河感叹那段时间是她写作欲望和产量最旺盛的时期。在此期间，她告别了学术研究，创作了10本小说和多本随笔。她曾这样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在生命的后半段，人大概都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达到哪个层次，也明白有些事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作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拓荒者之一，李银河的研究始终聚焦于婚姻、家庭和性等曾被视为“禁忌”的话题。1988年，她带着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并师从费孝通先生。李银河的研究从未局限于表面，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原因。在她看来，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 她回忆道：“我当时提出了10个研究课题，涵盖了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单身、不育等。这些研究方向得到了费先生的极大支持，最后我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一书。”这本20万字的著作首次对中国人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单身及不育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似乎都在追寻着生命的意义。性学专家李银河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人类的存在与蚂蚁、树木、甲壳虫乃至一粒灰尘并无本质区别。我们在世间不过是消耗和改变一些物质，然后悄然离去。这种直白而充满哲理的表述，道出了生命存在的本质。 纵观人类思想史，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歇。在西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生命本无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而加缪则在《西西弗神话》中探讨了生命的荒诞性，他指出人类追求意义的努力本身就构成了生命的价值。英国作家毛姆则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表达：＂我们不过是宇宙里的尘埃、时间长河里的水滴。＂这种朴素的认知，与李银河的观点不谋而合。 东方哲学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弘一法师曾说：＂世间一切空欢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这种空无的思想根植于佛教的无常观。道家的庄子则通过＂齐物论＂，阐述了万物平等的观点。这些东方智者的见解，与李银河所说的人与自然万物无异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东西方对生命意义的探讨虽然表述不同，但都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浩瀚的宇宙中，个体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选择和责任，而东方哲学则更注重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为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李银河深研佛教教义，心中常有感悟。她曾说过：“所有尘世的快乐背后，都是无尽的空无，佛教万事皆空的道理，完全无法反驳。”但她并不赞同佛教的禁欲思想。她认为人生短暂，应当及时享乐。 2006年7月21日，李银河受江苏电视台邀请，参加了“七夕东方情人节”文化论坛，并在南京新街口做了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据《金陵晚报》报道，讲座后的观众交流环节，李银河对“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话题的观点让许多现场观众目瞪口呆。 几位年长的观众因无法接受她的观点而激动地站起来与她争论，现场出现了许多异议。之后，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真有点怕了这帮没素质的人了，感觉像是吃苍蝇一样。以后可能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咱们自己聊聊天算了，反正我自己没有说话的需求。” 李银河曾坦言，她从小就表现出虐恋的倾向。电影《农奴》和《多瑙河之波》中的虐打情节让她如痴如醉。翻开古代典籍，她发现其中有许多羞辱、鞭打和虐待的情节，这些让她深深吸引。她曾为自己对这种性倾向感到羞耻，并自我反思，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性表现有兴趣。她不断地问自己，这种偏好真的可耻吗？难道仅仅因为它不为大众所理解，属于少数人，虐恋就应该被唾弃吗？在阅读法国社会学者福柯的《性史》后，她找到了答案：虐恋只是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一种对身体快感和人际关系的创造。 王小波曾在《另一种文化》里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在学生时代，曾有女同学故意装作不懂“太监”一词的意思，班上的其他同学也表示不解，只有李银河红着脸站出来为大家解释。这段往事让王小波对李银河的勇气深感钦佩。他曾说：“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足够应对这个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