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满洲旗人中最英俊的男子当属铁帽子王庆亲王的次子爱新觉罗·载扶。这位王府

众所周知，满洲旗人中最英俊的男子当属铁帽子王庆亲王的次子爱新觉罗·载扶。这位王府公子哥一生碌碌无为，却拥有一张无比俊秀的脸庞。光绪二十七年的重阳宴上，19岁的载扶随父亲庆亲王奕劻出席紫禁城宴会，墨绿缎面马褂衬得他肤白胜雪，眉若远山，连慈禧太后都笑着说：“这模样该去唱旦角，偏生在王爷府里做了闲散宗室。”席间诸多大臣争相与他攀谈，却不知这位“满洲第一美男子”的靴底，早已磨穿了三双缎面鞋——他日日在八大胡同听戏捧角，连王府长史都记不清他月余未归府的次数。

载扶的俊美容颜是与生俱来的恩赐，更是身份的枷锁。作为铁帽子王嫡子，他生来便有四品顶戴，每月领800两俸银，却从未踏入过军机处半步。清晨起来，他要花两个时辰让小厮梳理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对着西洋镜调整玉佩流苏的角度；午后必去琉璃厂淘换些文人字画，哪怕分不清恽南田与恽寿平；黄昏时坐着绿呢小轿逛八大胡同，袖口熏着暹罗香，惹得粉头们争相传唱：“庆王府的二公子，面如傅粉腰如柳。”这样的生活持续到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传来时，他正躺在戏班行头箱上打盹，绣着并蒂莲的袖口沾满金粉，像极了王朝最后的奢靡余辉。

与载扶同庚的汉罗扎布，此时正在科尔沁草原丈量土地。这个蒙古镶黄旗的巴图鲁后代，生得浓眉大眼，古铜色皮肤下是常年骑马练出的腱子肉。1905年他随父亲进京，在琉璃厂偶遇载扶，两人并立看字画时，围观百姓私语：“一个是玉雕的人儿，一个是铁铸的汉子。”汉罗扎布不懂京城贵胄的风雅，他心里装的是祖父临终遗言：“咱们蒙古人不能只会骑马射箭，得让草场长出学堂，让牛羊变成机器。”

清末新政时，汉罗扎布主动申请去蒙古实业公司任职。他带着测绘仪走遍科布多草原，说服王公废除农奴制，用朝廷拨的垦荒银购买抽水机；在归化城创办第一所蒙汉双语学堂时，他亲自给牧民讲解“地圆说”，用马奶酒在羊皮上画地球仪；甚至从天津引进纺纱机，教牧妇们将羊毛纺成毛线，再卖给俄商换购煤油灯。当载扶在六国饭店与洋人碰杯学吃西餐时，汉罗扎布正蹲在蒙古包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给牧民算亩产——他的手背上有三道疤痕，是试种耐寒小麦时被暴风雪划伤的。

辛亥革命那年，载扶的命运急转直下。庆王府的田庄被佃户瓜分，俸银停发，他不得不靠变卖祖上字画度日。有次在琉璃厂撞见汉罗扎布，对方正和掌柜谈收购羊毛的事，皮袍上还沾着草屑。载扶想开口借钱，却见汉罗扎布递来一张传单：“蒙古实业银行正在招技术员，你字写得好，不如来做文书？”他盯着传单上的蒙汉双语，想起自己学了十年的满文早已无人问津，最终只是摸了摸耳垂上的东珠坠子，转身走进了茶楼。

汉罗扎布没等来载扶。1915年他在库伦筹备羊毛交易所时，听闻故友死讯：载扶在八大胡同染上烟瘾，把最后一幅唐寅真迹换了大烟，寒冬腊月里穿着单衣倒在戏园后巷，被人发现时脸上还带着脂粉印，像极了他最爱的《牡丹亭》戏妆。而此时的汉罗扎布，正带着牧民抵制俄商低价收购羊毛，他站在草原上对众人说：“咱们的羊吃的是祖宗的草，剪下来的毛得卖个公道价。”身后是新盖的学堂，传来孩子们用蒙语念“天地玄黄”的声音。

两个帅哥的不同命运，暗合着清朝覆灭的轨迹。载扶的俊俏是八旗制度的精致产物：不需要寒窗苦读，不必沙场征战，仅凭血统就能身居高位，连面容都成了社交场上的筹码。他的绣鞋踏过的是茶楼酒肆，他的折扇摇出的是风花雪月，却从未见过蒙古高原上的沙暴，没听过江南织机的轰鸣，更不懂新政时期汉罗扎布们在草原上丈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旧时代的裂痕。

汉罗扎布的“帅”藏在晒黑的脸庞和磨出茧的手掌里。他教牧民使用新式铧犁，在账本上记录着每笔羊毛交易；他反对“放垦蒙地”的激进政策，却支持修建连接张家口的铁路；当外蒙古闹独立时，他带着商会代表进京请愿，皮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而是各地牧民联名的血书。这种实干者的魅力，让他在1928年当选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时，牧民们说他的眼睛像草原上的星星，亮堂得能照见前路。

载扶的故事是一曲贵族挽歌。他死后，庆王府的老仆在他枕下发现半幅残画，画着个穿戏服的男子，题字“人生如戏”——这是他对自己最清醒的认知，却终究没勇气走出戏台。而汉罗扎布的靴底沾满草籽与泥土，他参与筹建的绥远毛纺厂，直到1949年后仍在运转，厂房的砖墙上，还留着他当年用蒙文写的“勤劳致富”。

历史从不会偏爱美貌。当载扶在烟榻上消磨时光时，汉罗扎布在草原上播撒良种；当载扶为一件官窑瓷器与人争得头破血流时，汉罗扎布在为牧民争取羊毛的合理价格。前者的英俊是金丝笼里的牡丹，虽美却无根；后者的魅力是大漠中的胡杨，虽不惹眼却能挡风固沙。他们的不同命运，道破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在时代的风雨里，能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精致的皮相，而是沾满泥土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