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常被人与中国的宁古塔流放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沙皇对反贼

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常被人与中国的宁古塔流放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沙皇对反贼的“仁慈”。但事实远比这复杂。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并非人人畏惧，其残酷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西伯利亚的开发，源于沙俄的扩张野心。从哥萨克雇佣兵征服西伯利亚的低成本，到后来廉价甩卖阿拉斯加，都可见沙俄对这片土地的轻视。但广袤的无人区又不得不开发，于是，“流放”成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选择。

最早的流放，更像是一种震慑。1591年，乌格利奇大教堂的铜钟因叛乱事件被流放，象征着沙皇对谋反的零容忍。此后，流放逐渐替代死刑，成为沙俄处理“反贼”的主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流放西伯利亚的确让一些人免于一死，但这“恩德”却在大规模的滥用中变了味。

1760年的“流放法”，赋予了地方权力机构无需审判即可流放犯人的权力。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得大量的底层农奴成为牺牲品。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漫漫长路上，死于饥寒、疾病和劳累。即便侥幸抵达，等待他们的也是无尽的苦役，被当作牲畜般压榨，直至生命终结。

同样的流放，对贵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参与者被流放西伯利亚。但他们乘坐马车前往，到达后直接进入当地政府任职，享有津贴和自由。他们不是去受苦，而是换个地方继续享受特权，甚至有些人还因此提升了社会地位。

就连著名的革命家列宁，在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三年里，也得到了优待。他母亲的求情信，让他被安置在温暖的南部地区，每月还有8卢布的津贴，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他甚至在那里结婚成家，过得相当滋润。

这种巨大的反差，凸显了沙俄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的执行，取决于身份的高低贵贱。在西伯利亚，真正的残酷，并非来自严寒的气候，而是来自不公的制度。对于农奴而言，流放是人间地狱。而对于贵族，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升迁。

沙俄到苏联的数百年间，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持续存在，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西伯利亚的开发史也充满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如今，西伯利亚的居民大多是当年被流放农奴的后代，而那些曾被流放的贵族早已重返权力中心，继续书写他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