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学大师钱穆，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新婚夜，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信源：百度百科 1895年，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传统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父亲极为重视教育。 钱穆从小聪慧，五岁入私塾，九岁读《资治通鉴》，十三岁已经通读《四书五经》。但他的命运似乎总和“科班”无缘，中学读了不到两年就因家贫辍学。 未能继续升学，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他的一切学问，全靠自学。 20岁时，钱穆在苏州桃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因为教学认真，深受学生喜爱。他经常自己抄写讲义，把晦涩的古文一点点讲解给学生听。 虽然身份是中学教师，但他已经开始涉猎整个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领域。 1930年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纷纷聘请他为教授。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大学学历却能进入北大、清华教书的“草根”教授。 胡适曾说：“钱穆的学问，是半部家谱加一间书房。”但也有人反驳：“半部家谱若能成大学者，天下读书人岂不是遍地皆是？” 他的讲课风格极富感染力，从不照本宣科，也极少引用西方理论，而是重视“历史中的人”，注重精神的传承。 他提出“中国文化是活的”，而非抽象的“制度”和“概念”。他认为真正的中国学术，不是“术”，而是“道”。 1935年，他出版了《国史大纲》，一时之间轰动学界。 这部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从三皇五帝至清末的中国历史，强调文化、制度、思想的连续性，不仅是学术著作。 也成了爱国教育的重要读本，连毛泽东、蒋介石都曾多次引用该书内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高校南迁。钱穆辗转于长沙、昆明、桂林等地，历经艰难仍坚持讲学。他说：“国家越乱，文化越不能断。” 1941年，他应邀至香港新亚书院任教，后来成为新亚书院的奠基人之一。 在最艰难的时期，他每日只吃两顿稀饭，住在简陋的屋中，却坚持讲课、写书。 他认为：“中国之大命，不在兵戎之胜负，而在文化之传承。”在当时，很多人投向西方学术体系，他却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的脉络，用一个人的力量，与时代的喧嚣抗争。 1949年，他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原本，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但他拒绝了高官厚禄，坚持继续讲学、写作。 1950年代，他应蒋介石之邀创办“国学研究院”，并于1967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6年冬，台北的夜风微寒。那晚，61岁的钱穆披着素净长衫，手执一盏青灯，走进了新房。 红烛摇曳，喜字盈门，对面坐着的是27岁的胡美琦，温婉端庄，如兰似玉。这是他晚年第三次婚姻，一个文人和他的知音女子的结合。 胡美琦轻声唤了他一声“先生”，声音如水，却让钱穆心头一震。他望着眼前这位青春正盛的新娘，眼中却浮现起一张张模糊的脸——分别多年的原配妻子，还有留在大陆的五个子女。 那年战乱匆匆东渡，生死未卜，一别竟成永诀。他曾在讲坛上风度翩翩，从容不迫，但此刻，在红烛之下，他却哽咽如孩童。 “对不起……”他低声说，不知是说给新妻听，还是遥寄彼岸的旧人。 他缓缓转身，背对着胡美琦，泪水悄然滑落。他这一生，讲尽了中华历史的兴衰治乱，却终究讲不清自己命运中的这一段悲欢离合。 在台湾，他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思想史》等重要著作，提出“通史”写作方法，打破西方式的“断代史”局限，重新构建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框架。 尽管时代已然西化，但他的课程仍然座无虚席。他用最温和的语言，讲最深邃的文化。他曾说：“儒家之教，不是叫人死读书，而是叫人存良知、行仁义。” 晚年的钱穆，隐居台北外双溪，常穿布衣，住在书堆之间。他自称“孤臣孽子”，一生未曾加入任何党派，也不为任何人背书。他说：“我的身份，只是一个讲学的老夫子。” 1980年代，台湾社会逐渐开放，一些人质疑儒学传统，崇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钱穆没有争辩，只是静静写下一句：“文化不是争论得来的，是人心守得住的。” 1990年，钱穆在台北去世，享年95岁。生前无高官厚禄，无巨额稿酬，留下的唯一“遗产”，是数十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