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城久攻不克，红三军团却腹背受敌，项英骑马来到东华山，对出来迎接他的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1932年的春天，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在江西南部，一座名为赣州的古城，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战场，这座城市，不仅是地理上的要塞，更是红军战略转折的见证者。
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其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水，一面靠陆，它坐落在赣江、章江和贡水的交汇处，宛如一个天然的堡垒。
城墙高大坚固，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洗礼，依旧巍然屹立，这样的地理优势，让赣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埋下了伏笔。
就在红军准备攻打赣州之际，一个重要的人物却被迫离开了指挥岗位，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红军的灵魂人物。
由于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反对贸然攻打大城市，毛泽东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和排斥，他们认为，既然红军已经发展到了6万人的规模，就应该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直接攻打中心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暂时休养，于是，毛泽东来到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这座山不高，却郁郁葱葱，松柏常青。
山顶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庙，毛泽东就住在这里的左厢房里，虽然身在山中，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前线的战况，每天，他都会仔细阅读从敌占区辗转送来的报纸，分析局势，思考战略。
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忧是正确的，红军在赣州城下遭遇了惨重的失败，这次战役持续了33天，红军不仅没能攻下赣州，反而损失惨重。
四名师级将领或牺牲或叛变，数千名战士倒在了赣州城下，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低估了敌人的实力，过分相信"城市中心论"的错误理论。
赣州之败，让红军的处境陷入了危机，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奉命前往东华山，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参与军事决策，当项英骑马来到东华山时，毛泽东已经猜到了他的来意。
二话不说，毛泽东立即收拾行装，冒着大雨赶回瑞金，随后又乘船顺贡水而下，来到了设在江口的中革军委前线指挥部。
3月中旬，一个重要的会议在江口召开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江口会议"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针。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他认为，继续攻打像赣州这样的坚固城市，只会让红军陷入被动，无法发挥游击战的优势。
然而，毛泽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最终做出了"夹赣江而下"的决定，即红军主力沿赣江东西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个决定虽然看似积极进取，实则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尽管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毛泽东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在行军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放弃思考，他仔细分析着战场态势，权衡着各种可能性，渐渐地，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直下漳州。
漳州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是闽南地区的重要城市，相比赣州，漳州的防御力量要薄弱得多，而且，攻下漳州可以打开红军向东南沿海发展的通道，扩大苏区的范围。
这个构想，既避免了硬碰硬攻打坚固城市的风险，又能够有效扩大红军的影响力。
1932年4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漳州战役，这次战役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红军先是做出要攻打赣江流域城市的姿态，迷惑了国民党军队。
当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赣江流域时，红军主力却突然向东南方向急进，直取漳州。
这次战役的成功，不仅扭转了赣州失利后的被动局面，还极大地扩大了苏区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灵活性，比固守"城市中心论"更适合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
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让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系统总结这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这些思考最终凝结成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为什么不应该盲目攻打大城市，强调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重要性，为后来的反"围剿"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赣州之败到漳州之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红军经历了从低谷到高峰的转变，这个过程，不仅是军事战略的调整，更是革命思想的升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