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8日晚，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城内省委联络点恒丰盐店门外被捕，不久，就被杀害在永康方岩的马头山下，这就是有名的“温州事件”。此事发生以后，中央和华中局就加快了派遣干部去浙东的步伐。 3月15日，华中局致电谭启龙，告知要建立浙东区党委，以谭启龙为书记。4月，谭启龙向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和三北部队负责人之一王仲良分别传达了华中局的指示。5月27日，谭启龙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苏浙地区一般情况和开展该地区工作意见》的报告。同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游击战争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采取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5月31日，陈毅、曾山致电粟裕：“请速与启龙商讨向浙东发展的具体步骤。”并电令谭启龙“应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6月3日，陈毅、曾山、赖传珠又致电粟裕、陈丕显并谭启龙，决定“由启龙、张文碧、刘亨云组成浙东行动委员会，以谭任书记，并可酌量吸收浙东方面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参加。”6月7日，陈毅、曾山再次致电粟裕转谭启龙，要他同已抽调的干部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的口号，广泛开展敌后统战工作，釆取各种各样名称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群众，达到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6月10日，饶漱石、谭震林亦致电粟裕并谭启龙、何克希：余姚地区武装目前应迅速向四明山区域发展，求得建立一个宽广的游击根据地，并向敌新占领和空隙地带积极发展。但在局势尚未最后确定与我阵地尚未巩固之前，为了求得顺利发展与便利及积累力量起见，我余姚部队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为着使余姚地区斗争迅速加强起见，我们提议何克希、谭启龙有即刻迅速赴余姚之必要…… 三天后，陈毅又致电粟裕并告谭启龙：“一、启龙、张文碧、刘亨云速动身赴浙东，迟恐受扫荡影响。一师应先抽调一部中下级干部随启龙前往。二、一师到浙东交通应建立好，以便继续输送干部去。”两份电报中，有四处提到“迅速”“即刻”，可见当时情形之紧迫。未几，华中局又发电令，称：各属党的负责同志：一、华中局“七一”发表对浙江游击区决定，特责成启龙同志代表华中局向浙江各属党组织传达；二、特派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来浙江工作，谭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任区党委军事部长，负责浙江敌后党的武装；三、责成谭启龙与浙江各属党的组织发生联系，协同工作；四、浙江各属特委工作即与谭、何发生联系——不必派人直来苏北，以免往复；五、望启龙电台直接与军部联络。 如此密集的电令，电令中又出现如此多“立即”“迅速”的字眼，可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首长的心情之迫切和焦虑。而接到电令后心情同样迫切和焦虑的谭启龙就在这时候，具体地说是1942年6月的下旬，悄悄地来到了浙东。行前，谭启龙先在上海主持召集路南特委在沪的成员顾德欢、姜杰、金子明等人开会，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并决定暂由姜杰留沪，以浙东区党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淞沪地区工作，顾德欢、金子明调浙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