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凌晨，潘文华发现七姨太是军统特工，枪口对准她。七姨太称任务中动过真心，潘文华问“可有一刻对我是真的”，最终放下枪让她离开，自己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9日凌晨，成都北校场的潘氏官邸里，气温比往日更显刺骨。潘文华握着手枪的指节泛白，金属保险栓轻响的瞬间，枪口正对着七姨太惊恐的眼睛。这个他疼宠了七年的女人，此刻在台灯昏黄的光影里，身影颤抖得像片随时会被风吹散的落叶——而他刚刚得知，这具柔弱身躯里，藏着军统特工的身份已整整八年。 七年前的重庆，潘文华在政商宴会上初见陈雪。她穿一袭月白旗袍，鬓边别着朵素净的白兰花，说话时眼尾微挑，唇角总含着若有若无的笑。作为川军将领，他见过太多逢场作戏的交际花，却独独被陈雪眼中那抹清冷吸引。她懂他案头的兵书，能陪他聊整夜的战局，甚至在他为派系斗争烦躁时，会默默泡上一壶雅安藏茶。他以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知己，却不想所有的温柔体贴，都是戴笠手下特训的剧本。 1949年的中国，战局早已明朗。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潘文华作为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正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军统对他的监视日益严密，却没想到最致命的眼线，藏在他枕边。三天前，他在书房密会地下党代表，谈至深夜，陈雪像往常一样端来参茶，离开时裙摆却扫落了桌上的密信。他当时并未在意，直到今夜副官匆匆来报：保密局的密电码，在七姨太的胭脂盒底层被发现。 “文华，你当真要杀我？”陈雪的声音里带着哽咽，却没有求饶。她看着潘文华握枪的手，想起八年前在戴笠办公室的场景。那时她刚从上海特训班毕业，被赋予的任务是“接近潘文华，掌握川军动向”。戴笠说：“川军若反，西南必失，党国危矣。”她带着使命接近这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男人，却在无数个相处的日夜中，渐渐分不清哪些是任务，哪些是真心。他会在她生病时整夜守在床前，会在她提起家乡时默默记下地址，甚至曾说过“等天下太平，带你回仁寿看枇杷”。这些话像种子，在她心里生了根，让她在向上级汇报时，总忍不住隐瞒几分。 潘文华的枪口微微颤动。他想起上个月，陈雪陪他回仁寿老家，在祖坟前虔诚地焚香跪拜。那时她指着漫山的枇杷树说：“等结果时，我要摘最大的那颗。”他笑着应下，却不知道那时的她，是否已在密电里写下“潘氏对故土眷恋，或可动之以情”。此刻灯下，她眼里的泪光让他想起初见时的白兰花，纯洁得仿佛能洗净所有阴谋。可书桌上摆着的，是副官截获的密电：“潘氏通共属实，着即处决，陈雪就地正法。” 十年前，潘文华在重庆亲眼见过军统如何对待异己。杨杏佛被刺杀时，鲜血染红了上海亚尔培路的梧桐叶；李公朴演讲时，特务的枪口藏在街角的报童堆里。他知道自己若不反蒋，迟早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连枕边人都是局中棋子。陈雪见他沉默，忽然惨然一笑：“你以为我这些年没有心软过？上个月你与共党代表密谈，我故意碰落密信，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要走哪条路。戴笠死了，毛人凤容不得我任务失败，你今日不杀我，他们也会派别人来。” 窗外传来远处的犬吠，更漏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潘文华想起白天收到的刘伯承密信，信中说：“西南解放，人民免遭涂炭，先生之功，历史铭记。”他又想起川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的死伤，多少兄弟埋骨他乡，只为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此刻枪口下的女人，既是敌人的眼线，也是陪他度过无数孤寂夜晚的人。他忽然问：“这些年，你可有一刻对我是真的？”陈雪望着他，终于落下泪来：“仁寿的枇杷花盛开时，你说要陪我去看，那时我想，若能和你这样过一辈子，任务不任务的，也就忘了吧。” 手枪“当啷”落地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潘文华转身走向书桌，抽出一张信纸，提笔写下：“即日起，率部起义，拥护共产党领导。”陈雪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明白，这个在军阀混战中周旋半生的男人，终究选择了更广阔的天下——不是国民党的党国，而是千万百姓的太平。她弯腰捡起枪，却听见他说：“天亮后，你走吧。西南要解放了，你这样的聪明人，该知道怎么选。” 1949年12月9日，潘文华联合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通电起义，率二十万川军投向人民阵营，西南战局由此改写。而那个曾被称为“七姨太”的陈雪，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悄然离去。有人说她去了香港，有人说她隐姓埋名在四川乡间，只是再也没人见过那个鬓边别着白兰花、眼尾含着清笑的女子。 这场枪口下的抉择，最终没有鲜血飞溅。潘文华用放下武器的方式，既守住了自己的信仰，也给了曾经的爱人一条生路。在历史的巨轮面前，个人的爱恨情仇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如此真实。陈雪的八年潜伏，最终输给了一个军阀对天下大义的选择，而潘文华的枪口抬起，瞄准的不是爱情，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