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30日凌晨五点，越南河内白梅机场的探照灯在停机坪上划出几道冷光。编号576的直升机旁，27岁的乔清陆正和哨兵递烟寒暄，指尖却在悄悄掰动车窗暗销。他不知道，此时油箱里的燃油只够支撑130公里，而中越边境还在百公里之外。更想不到，这场看似铤而走险的逃亡，即将在中越关系史上写下特殊的一页。 故事得从三年前说起。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乔清陆已经在越南空军开了十年直升机。这个15岁入伍的老兵，当年是听着"打败美帝解放越南"的口号参军的，可美国人撤走后，黎笋集团的枪口却对准了自己的邻居。他亲眼见过柬埔寨村庄被烧成废墟，也运过无数裹着国旗的越军尸体——这些本该保卫家园的战士，如今却成了侵略战争的炮灰。父亲的话更是像根刺扎在心里："我们跟着胡主席闹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让你们到处欺负人！"这位被清除出党的老党员，每次说起胡志明时期的中越情谊，眼里都泛着光。 转机出现在1979年4月。乔清陆把出逃的想法告诉机械师黄春团时，对方一拍大腿："我早瞅着这帮人不对劲！"可难住他俩的是启动飞机的电瓶和磁罗经——越军为防叛逃，早把这些零件集中保管。直到碰上刚从劳改营出来的杨文利，这个当年给美军当过工程师的中年人一拍胸脯："钱的事儿包我身上！"三人在西贡黑市扮成渔民兜兜转转半个月，终于用7000盾买到个二手电瓶——这相当于普通士兵半年的工资。 真正的考验在行动前夜。9月29日傍晚，乔清陆借着"检查飞行任务"摸进停机坪，发现四根碗口粗的钢索把直升机牢牢固定在地面。他绕着飞机转圈时，哨兵的枪口就在十米外晃荡，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更揪心的是电瓶电压不稳，黄春团对着仪表盘骂骂咧咧："这破玩意儿要是半道熄火，咱都得喂鳄鱼！"黎玉山倒是冷静，这个在机场干了五年的机械师偷偷画了三张路线图，把每个岗哨的换班时间都标得清清楚楚。 谁也没想到，最难对付的竟是自己人。凌晨四点混进机场时，值班哨兵认出了乔清陆："上尉这么早来检查？"烟盒递过去的瞬间，黄春团的铁棒已经砸在对方后颈——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血，四个人都愣了两秒，还是黎玉山吼了句"赶紧干活"才回过神。剪钢索时才发现铁丝比手腕还粗，借来的铁钳咬下去直冒火星，整整四十分钟，指甲缝里全是铁锈味。等直升机终于腾空，东边的天际线已经泛白，机腹下的灯光像撒了把碎金子，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祖国的土地。 最险的是在谅山空域。米格-21的引擎声追上时，乔清陆正贴着山脊飞，螺旋桨叶尖离树梢只剩五米。杨文利趴在舷窗看得到越南空军的机徽，手心里全是汗："老乔，咱要不往下躲躲？"这位开了两千小时的老飞行员却笑了："他们敢追进来，咱就敢把飞机开进山洞！"借着晨雾在峡谷里绕了三圈，身后的引擎声终于消失——后来才知道，越南战斗机不敢在这种地形做低空机动，生怕撞了山。 当广西大新的稻田出现在机翼下时，油箱警示灯已经在闪。乔清陆选了块平整的水田地迫降，螺旋桨还没停稳，就看见解放军战士端着枪从田埂上跑过来。他赶紧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中文纸条："我们反对黎笋集团，请求政治避难。"后来才知道，北京的黄文欢副主席接到消息时，正在吃早饭，筷子一拍："准是越南的同志来了！" 接下来的事就像做梦一样。他们被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采访时，杨文利对着话筒直抹眼泪："在劳改营里，他们让我承认给美国人当间谍，可我就是个修飞机的啊！"乔清陆记得更清楚的是接待人员的话："放心，中国不会让你们当难民。"后来九个人留在了中国，有人成了航空学校教官，有人在南方开了小商店，杨文利去了法国，走之前特意绕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那架编号576的直升机前站了很久——这架见证历史的"逃亡者"，如今成了馆藏文物。 三十年过去，当年的飞行员已经退休。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总指着墙上的中越文对照日历："你看现在两国边贸多热闹，当年要是接着打下去，哪有这些好日子？"那架停在南航的直升机，机身上的弹孔痕迹早就被修复，但座舱里褪色的皮椅，似乎还留着当年十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那是一群不愿被战争机器裹挟的普通人，用勇气为自己搏来的和平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