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专案组抓捕赖昌星，没想到有人做内鬼通知赖昌星逃到加拿大，经排查内鬼有两人，一人是公安局长，另一人也身居高位。 20世纪末，我国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走私案件，案件涉及金额高达百亿元，数百名官员也牵涉其中。案件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庞大的利益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朱总理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决心彻底清除所有涉案的违法犯罪分子。 案件的关键人物赖昌星，因家庭贫困且成绩不佳，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辍学了。为了帮家里分担负担，赖昌星在家中务农了几年。后来，他离开家乡，来到晋江和石狮等地做生意。最初，他摆过地摊，开过饭馆，还办过工厂，甚至涉足了电子产品的倒卖业务。 凭借聪明的头脑和那个时期生意竞争不激烈的环境，赖昌星积累了不少财富。1991年赖昌星借助关系来到香港，创办了远华公司，开始走私芯片。三年后，他以港商的身份回到厦门，成立了远华集团，开始大规模走私成品油、植物油、香烟以及汽车等货物。 在短短数年间，赖昌星集团走私的货物总价值超过了530亿人民币，偷逃的税款也高达300亿元。1999年赖昌星因走私案件被曝光，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为了逃避专案组的追捕，赖昌星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往香港，三天后又飞往加拿大，彻底消失在了国内的视线中。那么，赖昌星是如何一步步发迹的？他是如何在厦门打下“江山”的？ 这与他在香港摸爬滚打时总结出来的“赖氏交友术”密不可分。有一次，他曾向一位高官借钱，承诺支付高达20%的高利息。在借钱的过程中，赖昌星通过非常微妙的方式，不仅按时偿还了债务，还通过这笔借款维护了对方的面子。此举在无形中拉近了与高官的关系，也为他打开了走私渠道的重要大门。 1999年的一个清晨，福建省厦门市笼罩在淡淡的海雾中。专案组调集了200多名警察，分批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远华公司总裁赖昌星的住所。行动总指挥举起对讲机，下达了收网的命令。然而，当警察们突入房间时，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连床铺都还带着余温，显然目标刚刚匆忙离开不久。 专案组随即对赖昌星的办公室、会所等处展开地毯式搜查。从上午一直搜到深夜，连续搜查了5个可能的藏身地点，却都未能寻获赖昌星的踪迹。这次精心策划的抓捕行动，竟然就这样功亏一篑。 事后调查显示，就在抓捕前一天的深夜，赖昌星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语速很快，简单说明了即将到来的抓捕行动。这个电话让赖昌星意识到事态严重，他立刻开始收拾随身物品，连夜安排人手准备逃离。 专案组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紧锣密鼓地对各个可能的线索进行排查。通过对通讯记录的分析，以及对赖昌星亲信的询问，专案组逐渐将目标锁定在了两个重要人物身上：一位是福州市公安局长庄如顺，另一位则是上述的杨前线。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远华案涉及的腐败官员远不止这两人。赖昌星通过精心设计的＂关系网＂，将多名位高权重的官员纳入自己的保护圈。他懂得利用每个人的弱点，或金钱或美色或权力，最终将这些官员变成自己的傀儡。然而，再严密的保护网终究敌不过法网。 1996年建成的“红楼”是远华集团的总部，外观和内部装饰均以红色为主，因此当地人习惯称其为“红楼”。虽然名义上是办公楼，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会所，只有一定级别的客人才能被邀请到此，且会根据客人的不同身份提供不同级别的服务。然而，红楼的奢华并不仅仅体现在设施上，它真正的魅力在于这里的“人”。 更确切地说，是赖昌星安排的一些美女。赖昌星在与官员打交道时，总能揣测出他们的喜好，对于喜欢豪车的，他送上名车；对于喜好豪宅的，他提供顶级住宅；而对于钟爱文玩字画的，他则奉上稀世珍品。赖昌星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总能对症下药，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而且他手下还有一支“红粉军团”，几乎没有他们攻克不了的“难题”。 走私生意最常与海关打交道，而海关的关系要打通，显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支持。因此，远华集团的涉案人员中，海关系统的人占据了重要比例。1995年杨前线被任命为厦门海关的关长，并成为案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1995年10月蓝甫出任厦门市副市长，同时担任厦门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担任副市长期间，蓝甫多次向别人索要钱财，甚至有几次一次性要上百万元。 蓝甫与赖昌星的关系起源于1997年，当时赖昌星在厦门同安县投资建设影视城项目，而蓝甫分管旅游业务，负责协调此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蓝甫感受到了赖昌星的财力雄厚，随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蓝甫曾多次到“红楼”向赖昌星索要资金，有一次他甚至直接向赖昌星借钱，要求借款二三十万澳币。 不仅如此，赖昌星还与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纪周在全国打私领导小组中担任副组长，多次收受赖昌星的贿赂，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在赖昌星母亲去世时，李纪周还专程送花圈，表示悼念。李纪周还利用自己在公安系统的影响力，要求边防不查赖昌星走私的油轮，实际上为赖昌星的走私活动提供了“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