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他不懂经济，把新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我说，这种人要不是无知，要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毛主席时代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95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全国多地电力短缺，限制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决定建设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其中新安江水库项目尤为重要。 新安江，位于浙江省西部，发源于安徽黄山市，流经淳安县进入建德市，最终成为钱塘江的一部分。该河流全长373公里，流域面积超过1.1万平方公里。由于地理位置和水流量的优势，新安江成为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理想地点。 水库的建设始于1957年4月，该项目不仅旨在控制洪水和提供灌溉水源，还计划通过建设水电站来增加区域内的电力供应。水库的总库容达到178.4亿立方米，大坝高度105米，长462米。 工程于1959年9月完成，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新安江水库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电力供应能力。此外，水库还具备防洪、灌溉、航运、水产养殖等多种功能，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安江水电站，作为水库配套的核心设施，成为中国第一座完全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该站装机容量达到122.5万千瓦，为后来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多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了宝贵的设计和建设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水利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只有23座大中型水库，其中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但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浪潮。这一时期，水利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涉及广大群众的参与与贡献。 1976年，中国的水库数量增加到了85000多座，其中大型水库达到了302座，中型水库为2110座。此外，全国还建成了5000多处万亩以上的灌区，总灌溉面积达到了8亿亩，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 在这项浩大的建设工作中，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直接投入完成了1083亿立方米的工程量。然而，更为显著的是，广大群众通过“记工分”的方式，贡献了2527亿立方米的工程量。 整个水利建设的总工程量达到了3610亿立方米。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数字的庞大，可以将其与万里长城和三峡工程的工程量进行比较。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而三峡工程的工程量为3亿立方米。这意味着，毛泽东领导下的水利建设总量，相当于修建了1800条万里长城或1200座三峡工程。 尽管这些水利项目在技术和规模上都有着显著的成就，但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这些工程的价值并未完全体现在GDP的计算中。如果按照三峡工程的总投入2000多亿来估算，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每年为国家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达到至少8万亿。这一数字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在经济统计数据中，但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中，中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1949年，新成立的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几乎是孤立的，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依靠自身的资源和策略来应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双重需求。 新政府的战略选择重点在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这一选择源于对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迫切需求。由于初期重工业产品的技术和质量限制，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找到买家，加之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使得产品销售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国防工业虽然重要，但其产品特性决定了它们不能像常规商品那样进入市场交易，这直接导致了产出与投入之间的严重不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缺乏外部支持和市场收益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工业基础。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运动，旨在通过内部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他们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青年的生产劳动，以土地为基础寻找经济增长点。 这一时期，政府提倡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出于政治和社会考虑，更有深刻的经济考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力的农村安置，不仅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更通过增加农村劳动力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国防和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和物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的自力更生策略也逐步展现效果。虽然初期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资源配置，中国最终在技术和产业能力上取得了显著进步。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国不仅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还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标志着国家科技和工业实力的重要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