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悟县逮捕了1名伪保长甘元景，他言之凿凿讲：“我当过红军的师政委，你

1950年，大悟县逮捕了1名伪保长甘元景，他言之凿凿讲：“我当过红军的师政委，你们不能毙了我。”为了求证，大悟县写了详细材料，递交到孝感军分区。军分区司令罗厚福查阅后，指示：“将他遣返原籍务农。”

甘元景这号人物，乍一听挺矛盾。1950年，大悟县正忙着清算旧账，伪保长这身份可是人人喊打，他却敢喊自己是红军师政委，这胆子不小。 当时全国刚解放，土改、清匪反霸搞得热火朝天，像甘元景这种被揪出来的“坏分子”，一般没啥好下场。 可他这句自辩不是瞎喊的，大悟县不敢马虎，赶紧整理材料往上递，孝感军分区司令罗厚福亲自过目，最后拍板：遣返原籍务农。这结果听着挺轻，咋回事呢？得从头捋捋。 先说甘元景自称的红军师政委身份。红军时期，师政委可是不小的官儿，管着部队思想工作，跟师长平级，属于核心人物。 如果真当过，那可是革命老资格。可问题是，他咋从红军政委混成伪保长了？这中间肯定有故事。当时正值抗战，国共合作又分裂，很多人命运被时代裹着走。 甘元景可能是红军队伍里的人，后来掉队了，或者被俘后没扛住，投靠了日伪。这在乱世里不稀奇，有些老兵迫于生计干了糊涂事，但具体他咋走的弯路，材料里没细说。 大悟县为啥没直接毙了他？1950年那会儿，政策上讲究“既往不咎”跟“区别对待”。甘元景要是真有红军背景，哪怕后来变节了，也不算死罪。 加上他被捕后主动交代，态度还行，县里估计觉得这人有点历史价值，不能一棍子打死。于是写了详细材料，递到孝感军分区求证。 这材料估计列了他的经历、供词，还有当地干部的意见，核心就是想搞清楚：这家伙到底是不是红军出身，值不值得宽大处理。 孝感军分区司令罗厚福接到材料后，查了档案，给了个“遣返原籍务农”的结论。这决定挺耐人寻味。 罗厚福是老革命，见过大风大浪，他没直接否认甘元景的红军身份，但也没认可，估计是查到点线索，证明这人确实跟红军沾边，可后来的伪保长经历抹不掉。 遣返务农这处罚不轻不重，既没让他坐牢挨枪子儿，也没给他啥好果子吃，就是让他回老家种地，等于政治上判了“死缓”，生活上自生自灭。 这事儿搁当时挺接地气。1950年的中国农村，土改正如火如荼，地主被斗、伪政权余孽被清，甘元景这种人算不上大鱼，毙了没啥震慑力，放了又怕群众不服。 遣返务农是个折中办法，既处理了问题，又没闹出太大动静。甘元景估计也松了口气，毕竟保住命就不错了，回家种地总比蹲号子强。 从甘元景的经历看，历史这东西真不好评。他要是真当过红军师政委，那可是扛过枪、流过血的，算得上英雄。 可当伪保长那段，帮着日伪欺压乡亲，又是实打实的污点。一个人咋能这么分裂？其实不奇怪，乱世里多少人被逼得左右不是人。 红军掉队的多了去了，有的投国民党，有的干脆当土匪，甘元景选了条更差的路，咋说呢，挺窝囊的。 再说说政策层面的逻辑。新中国刚成立，政权得稳住人心，既要清算旧账，又不能搞得人人自危。像甘元景这种“历史有功、后来变质”的人，处理起来得讲策略。 罗厚福那句“遣返原籍务农”，透着股老干部的务实劲儿，没感情用事，也没瞎讲原则，就是按实情办事。这也提醒咱，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评个人得看全貌。 甘元景后来的日子咋样，没啥记载。估计回了老家，扛着锄头过日子，村里人指不定还老拿他那段经历说事儿。 他自己心里咋想？是悔恨当伪保长的窝囊，还是觉得自己红军那段被埋没了？谁也不知道。这人就像个缩影，反映了那年代多少人的颠沛流离。 甘元景不是啥大英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就是个被时代推着走的小人物。他那句“我当过红军师政委”，听着挺硬气，可落到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种地，挺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