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驾机叛逃的孙天勤和邓丽君的留影。镜头中的他显得趾高气扬，因为终于见到

1983年，驾机叛逃的孙天勤和邓丽君的留影。镜头中的他显得趾高气扬，因为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女神”，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他的所做所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天勤，这位1937年出生于陕西的男子，在他人生的前半段，曾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空军军官。通过多年的努力和专业表现，他逐渐攀升至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的重要职位，成为了掌握国家尖端军事技术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一名试飞员，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这也为他后来的叛逃提供了条件。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文化逐渐渗透进中国大陆，同时台湾方面的广播、音乐等文化产品也通过多种渠道传入大陆。这一时期，邓丽君的歌曲在军中悄然流行，她温婉的嗓音和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风格，对许多大陆军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孙天勤就是其中之一。他逐渐将邓丽君视为遥不可及的＂女神＂，在潜意识中将她与台湾的生活方式紧密关联起来。 叛逃的种子一旦植入心中，就开始不断生长。孙天勤没有冲动行事，而是进行了长期周密的准备。他利用自己试飞员的身份和专业知识，秘密研究可能的逃逸路线，反复计算航程与油耗，甚至多次尝试策划逃跑，但都因为技术细节问题未能实施。 1983年初，一个意外的职务调动为孙天勤提供了新的机会。他被临时调往海军部门协助进行导弹投射项目，这使得他能够接触到更多军事机密，同时也使得后续责任追究变得复杂。在这段时间里，他更加深入地完善了自己的叛逃计划，特别是在航路选择上做出了重要调整——不直接飞往台湾，而是先飞向韩国，再转赴台湾，以降低被击落的风险。 1983年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以试飞为名，驾驶一架当时军中最为先进的战斗机从大连基地起飞。起飞不久后，他开始执行那个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遍的计划——先提升飞行高度，然后切断与地面塔台的通讯联系，同时发出虚假的紧急呼救信号，声称座舱出现故障需要紧急跳伞，以此掩盖他即将实施的叛逃行动。 在地面指挥部焦急呼叫的同时，孙天勤已经调整航向，向着韩国首都汉城飞去。他的这一行动，不仅抛弃了自己80岁的老母亲、妻子以及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更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一架价值连城的先进战机就这样被他开往了敌对阵营，而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名高级军官，孙天勤掌握着大量关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和军事科研项目的机密信息，这些都成为了他投诚的筹码。 孙天勤成功抵达韩国后，台湾当局对这一＂战利品＂高度重视。考虑到1967年吴献文叛逃事件的教训——吴在乘坐台湾专机转移途中被大陆空军击落——台方对孙天勤的转移格外谨慎。他在韩国休息一段时间后才被秘密转移至台北，期间台湾空军全天候密切监控大陆沿海活动，以防不测。 抵台后，孙天勤受到了台湾当局的隆重接待。作为建国以来叛逃抵台职务最高的大陆军官，他被塑造成＂反共义士＂的典型形象，成为两岸对峙中一枚重要的宣传棋子。台湾媒体对他进行了大幅报道，并安排了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与当时的文化偶像邓丽君的会面与合影。 这张著名的合影中，孙天勤站在邓丽君身旁，脸上挂着趾高气扬的笑容，照片中还有另一位后来也叛逃的飞行员王学成。这张照片背后，是台湾当局精心编排的政治宣传剧。邓丽君作为当时华语流行乐坛的巨星，其歌曲在大陆军中有着广泛传播，台湾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将她塑造成吸引大陆军人叛逃的＂文化符号＂。 然而，孙天勤逐渐被公众遗忘。他所能提供的军事情报被榨取殆尽后，价值大减。在台湾的日子里，他虽然物质上可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但内心的空虚与孤独却无法填补。远离祖国和亲人，身处异乡，曾经的军人荣誉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叛徒的标签和逐渐冷淡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