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南京人陶锡三为了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特意请来日本军官到家里做客，摆酒设宴，场面十分热闹。谁知正喝得尽兴的时候，后院突然传来二姨太的喊叫声，陶锡三察觉情况不对，连忙跑回屋查看，却没想到亲眼撞上了几个日本军官在欺负他的二姨太，而他自己却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陶锡三，出身江苏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自小接受传统教育，父母望子成龙，倾尽家财将他送往日本求学。 在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是身份和前途的象征。陶锡三很快沉醉在日本整洁的街道、高效的制度与华丽的文化表象之中。他不仅学成归国，还对日本的“文明”趋之若鹜。他常向人吹嘘：“日本将是亚洲的未来。” 回国后，他没忘记自己的“日本情结”。当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参政员和律师时，他却另有所图。他打着慈善幌子，成立了“红卍字会”，一边为百姓做做样子，一边将南京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军。 1937年底，南京沦陷，屠刀落下。枪声、火焰与哀嚎铺满了南京街头巷尾。就在这座城市最需要人挺身而出时，陶锡三却主动登门拜见日军司令，鞠躬尽瘁地表达“合作意愿”。 不久，他被任命为“南京自治委员会主任”，成为日本傀儡政权的第一批走卒。 那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来宾，一群身着军服、满身酒气的日军军官笑着踏进了他的院门。他们饮酒高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不快活。 陶锡三谄媚地为他们斟酒、陪笑，还特地安排了歌女舞伎助兴。 可就在宴会热闹至极时，后院传来一阵尖锐的哭喊。是二姨太的声音，撕心裂肺、带着绝望。 陶锡三心头一紧，丢下酒杯朝后院奔去。卧室的门半掩着，他推开门，看见几名醉醺醺的日军军官正压着自己的二姨太在床榻上胡作非为。那女人挣扎着，衣衫不整，泪水横流。 陶锡三一时惊呆，仿佛被钉在原地。他想喊，却发现喉咙干涩。他冲过去，却被一把推倒在地。衣服被撕开的声音、女人的哀嚎、军官的狂笑交织在一起，像刀子刮着他的耳膜。 他爬起来，连滚带爬冲到宴席大厅，朝那位日本指挥官跪下磕头求情。可那人只是冷笑一声，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几个女人，不值一提。” 接着，他挥了挥手，命士兵将陶锡三的二姨太和女儿一并带走。 陶锡三这才知道，自己在日军眼中什么都不是。他所谓的地位、尊严和人脉，不过是日军手中的一根狗链子。他当了狗，狗却保不住自己的窝。 那一夜，他独自坐在空荡的客厅里，一口酒接一口地灌下去。外头的街灯昏黄，耳边是姨太太临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事发之后，陶锡三一度变得沉默寡言。但他并没有悔改，只是更加小心地伺候日军。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靠出卖国家换来苟且偷生。 他继续充当走狗，指挥焚毁难民营，把流离失所的百姓赶到街头扫地。他还下令在学校强征女学生，送入军营做慰安妇。一时间，南京城怨声载道，无数家庭破碎、母女分离，而他却视若无睹。 南京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背地里叫他“南京鬼子”。但陶锡三不以为耻，反而以为这是“日本认同”的标志。他还屡次上书，希望能得到更高的职务。 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成立伪政府，陶锡三又摇身一变，投入汪伪政权，继续他卖国求荣的生活。他搬进新宅，配上新车，身边的女人也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无论多么奢华，他夜夜难眠，总梦见那天后院的惨叫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南京城内一片欢腾。而陶锡三的家门，却被百姓用泥巴糊上，门前挂着“狗汉奸”的牌子。 几天后，他被军统特工逮捕，押解至南京军法处，接受审判。 庭审那天，他被铁链锁住双手，低头不语。人群中不断有人朝他吐口水，喊着“杀了他！”“汉奸不得好死！” 最终，陶锡三被判处死刑，执行前，他请求看一眼自己的女儿，但被告知：她早已在军营中自杀。 枪声响起时，他面无表情。大概，那一刻的他，已经无话可说。 陶锡三的结局，是他亲手选的路。为了升官发财，他跪着爬到敌人脚下，却发现脚下不是荣华，是血海。 他曾自诩“精英留学生”，结果成了民族的叛徒。那些被他送去的女孩、被他拆散的家庭、被他压迫的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他，只是历史垃圾堆上的一块臭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