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很清醒的一句话：“唯有读书和赚钱是人生最重要的修行。前者让人不惑，后者使人不屈。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尊严，精神的贫穷会耗尽你几世的轮回。 钱钟书1910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大家，从小就给他灌输读书的重要性。钱钟书五岁开蒙，七岁就能背《三字经》《千字文》，十岁已通读《诗经》和《左传》。这种起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1929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跟着吴宓、叶公超这些大咖学外语。他不光精通英文、法文、德文，还自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脑子简直像装了个图书馆。 1935年，他考上庚款公费留学，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那儿，他每天泡图书馆，翻书翻到手软。据说有一次，他借书太多，管理员都忍不住提醒他悠着点。1938年学成回国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开始了学术和写作生涯。这段时间，他不仅打下了学问的根基，也为后来的《围城》和《管锥编》攒足了料。 钱钟书那句“唯有读书和赚钱是人生最重要的修行”，听起来简单，嚼起来有味。他为啥这么说？先看“读书让人不惑”。人活着，总会碰到各种困惑——对错、真假、得失。钱钟书觉得，读书能让人脑子清楚，不被乱七八糟的东西牵着走。他自己就是例子，一辈子钻研古今中外的书，写《管锥编》时旁征博引，硬是把复杂的学问讲得透彻。 再看“赚钱使人不屈”。钱钟书不是那种看不起钱的人，他很清楚，物质的贫穷能把人的尊严碾得粉碎。抗战时期，生活艰难，他靠教书和写作养家，虽然不富裕，但也没让自己和家人饿肚子。他说过，一个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哪怕运气好赚了，也守不住。这话接地气又扎心，点明了知识和财富的联系。 这两者在他眼里，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撑腰的。读书让人有底气，赚钱让人有骨气。缺了哪一个，人生都容易瘸腿。他在《围城》里借方鸿渐的经历，写出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窘境——读了一堆书，却混得不好，最后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钱钟书用自己的生活证明，读书和赚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回国后，钱钟书没闲着。1941年，他在上海写出《围城》，这本书火了，成了现代文学的扛鼎之作。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活灵活现，读起来让人又笑又叹。他用幽默的笔调，写出了读书人面对现实的无奈，也点出了赚钱的重要性。写这本书时，他日子过得紧巴巴，但靠稿费和教书的收入，总算撑了下来。 后来，他全身心投入学术，1978年出版的《管锥编》是他学问的巅峰。这套书涉及中西文化，引经据典，厚得能砸人。写的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每天埋在书堆里，硬是把一辈子读的书浓缩成这部巨作。这不仅是学术成果，也是他“读书让人不惑”的活教材。 钱钟书不追名利，但也不抗拒赚钱。他教书、写书，既养活了自己，也没耽误学问。有人说他清高，其实他比谁都明白，精神再高远，没饭吃也活不下去。他这种平衡，不是人人能学来的。 晚年的钱钟书住在北京三里河一栋普通公寓里，日子过得朴实。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读书一小时，哪怕身体不好，也没停过笔。1998年12月19日，他因病去世，享年88岁。他走后，学界和读者都炸开了锅。学者们写文章怀念他的才华，普通人翻开《围城》，感慨他的清醒。 钱钟书留下的遗产，不光是书，还有他的思想。《围城》至今是畅销书，《管锥编》成了学术圈的宝藏。他告诉后人，精神和物质的贫穷都可怕，但只要肯读书、会赚钱，就能活出尊严。他的智慧，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一边焦虑知识不够，一边担心钱包空空，钱钟书的话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