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北京，一间简陋会议室里，彭士禄满脸疲惫，坐在聂荣臻对面。 他压低声音说：“核潜艇项目快顶不住了，再不出手，全线得瘫。” 当时全国一片“抓革命”，科研项目几乎都被扔到一边，搞核潜艇的技术员被当“牛鬼蛇神”批斗，场地烂尾，人心散了。 可这玩意不是别的，是国家底牌。听完汇报，躺病床上的聂荣臻拍板：“我来办。” 1958年，毛泽东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事就算是定了，但谁都清楚，搞这个得拼命。 苏联不帮了，资料不给，模型也没有，中国就是靠两张黑白照片和一个玩具潜艇开始干活。 彭士禄当时从大亚湾调来，接了个烫手山芋，搞动力堆系统，完全摸黑，他年轻，但动手能力强，脑子也快。 开局啥都没有，连工具都得自己做，搞科研像盖房子，别人是带着图纸施工，他们连地基怎么挖都不知道。 开始几年虽然艰难，但总算稳住了节奏。可1966年“文革”一爆发，整个核潜艇项目差点散了架。 九〇九基地本来负责搞陆上模拟堆，就是核反应堆在陆地上先建一座试验用的。 但工地停工，机器停产，连挖的坑都长草了，更糟的是，工程师、设计员不是被“靠边站”就是下放，几个关键人还被当“反动学术权威”批了好几轮。 没有人管这摊事，核潜艇眼看就要黄了。 这个时候，彭士禄憋不住了，他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前面干的全废，他找了副总赵仁恺，两人悄悄进京。 他们不打招呼，不走公开渠道，几次绕路才进了北京的一个秘密点。 那天见聂荣臻的时候，老帅人还躺病床上，刚做完手术。 聂荣臻听他们汇报时，脸色一沉，连声说：“不能再耽误了。” 当天晚上，彭士禄他们把材料再补了一份，写明哪些单位瘫了，哪些工厂停了，急需哪些器件，还说如果核潜艇工程再搁两个月，恐怕人散、场空、钱也花光了。 两天后，聂荣臻亲自出面，把材料递到中央军委办公厅。 紧接着，一封“特别公函”出来了——发文单位是中央军委，抬头写着：“一切为核潜艇让路。” 这封公函像是从天上砸下来的一声雷，几天内，全国范围几十个部门动了起来。 中止的合同接着谈，原本停产的设备重新启动，被拉去干农活的技术员也都被“请”了回来。 文件下得又快又狠，有的地方连夜组织施工队返岗，干活像打仗一样。 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地搞陆上模拟堆？直接在艇上装反应堆不行吗？彭士禄是最早反对这种“上来就动刀”的人。 他说：“核反应堆不是小打小闹，一出事就是灭顶之灾。”当时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提议用增殖堆，理论上功率大。 但彭士禄反复强调，增殖堆脾气暴，不稳定，一点出错就是事故。 他主张用压水堆，虽然技术旧点，但安全可靠，这个观点，钱三强也支持，后来事实也证明，压水堆方案是稳妥的。 “特别公函”发出几个月后，毛泽东那边也坐不住了。 1968年7月18日，他亲自批了一条命令，让成都军区抽一个工兵营，直奔九〇九基地支援施工。 工兵一到，原本几乎荒废的基地重新热闹起来，推土机、打桩机、焊接班组昼夜不停地干。 几年后，人们回头看，发现这条“718指令”正是后来核潜艇成功的一个关键转折。 但真正能让工程稳步推进的，还是彭士禄那种“死磕到底”的劲头。 他是福建福清人，出身不一般，父亲是地下党彭湃，烈士，被枪决时他才几岁。 长大后进了苏联留学，学的是炼油，回国就扎进核工业里。 搞核潜艇，他一干就是十几年，中间还得过胃穿孔，做手术切了四分之三的胃。 可他不肯休息，缠着纱布又上工地，他有个习惯，凡事都先自己试，核反应堆调试那会，他亲自下堆区，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1970年12月26日，“长征一号”下水，当时外界没几个知道这事，但内部人都憋着一口气。 整个艇上4.6万个零部件，全是自己造的，没有一个是进口的。 这是中国自己的第一艘核潜艇，是硬啃下来的结果，那一刻，很多当年参与的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再往后，彭士禄转向民用核电，干的也是顶梁柱的活。 他总说一句话：“核动力，不能靠想象，得一桩一件实打实地干。” 外国人也认可他，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中国访问，本来想和他深谈一次，可惜行程原因，只简单握了个手。 这事后来还成了中方代表团的一个遗憾。 彭士禄晚年身体不好，住院时间长，他对子女说得最多的，是“低调、别张扬。” 走的时候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搞纪念。”但他这一辈子，干的是“最该纪念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