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年仅16岁的彭妙计将自己的母亲拐卖到江苏，两年后又以其妹妹作为抵押将母亲赎回，同时将母亲在江苏所生的一子卖掉作为外出打工的路费，后来彭妙计与周至县的一个姑娘结婚，期间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被彭妙计卖掉。 1982年的豫北农村，麦苗刚抽出新芽，16岁的彭妙计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母亲被陌生人带走时飘动的蓝布衫角，指尖深深掐进掌心的泥垢里。这个在贫困与混乱中长大的少年，此刻正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家庭困境——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以300元价格卖给江苏丰县的光棍汉，换来的钱足够他和弟妹吃上半年饱饭。谁也没想到，这场始于生存挣扎的交易，会成为一个连环犯罪者的起点，更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社会的多重病灶。 彭妙计的童年充满破碎与扭曲。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赌徒，母亲患有严重的癔症，发病时会抓烂自己的脸，家里五个孩子常常饿着肚子看父母打架。12岁那年，父亲因盗窃入狱，母亲病情加重，14岁的彭妙计被迫辍学，带着弟妹在野地里挖野菜充饥。在那个“生存高于一切”的环境里，道德伦理如同墙上剥落的标语，逐渐失去约束力。他曾在日记里歪歪扭扭地写：“村里张叔把闺女嫁到外乡换了头牛，李婶把儿子过继给城里亲戚换了粮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将母亲拐卖到江苏后，彭妙计用换来的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卖老鼠药。两年后母亲在异乡生下一个男婴，买方家庭因担心精神疾病遗传，提出“退回人贩子”。此时的彭妙计已尝到“人口交易”的甜头，他做出了更荒诞的决定：将14岁的妹妹抵押给买方当童养媳，换回母亲和新生儿，转手又把婴儿以500元卖给河南驻马店的一对无子夫妇——这笔钱，成了他南下广东打工的路费。在他的逻辑里，家人不再是情感纽带，而是可以置换的“资源”，这种认知的扭曲，正是贫困与教育缺失共同催生的恶果。 彭妙计的堕落之路，是一面映照时代裂痕的镜子。80年代初，农村改革虽释放了生产力，但地区发展失衡、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凸显，部分贫困山区陷入“贫困—犯罪—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彭妙计的家乡位于黄河故道，土地盐碱化严重，粮食产量极低，基层教育资源匮乏，全村小学毕业生不足10%。在这样的环境里，法律意识淡薄到令人震惊——当他第一次拐卖母亲时，村民们议论的不是“犯罪”，而是“这小子真有办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传统伦理体系的崩塌。在儒家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原地区，“孝悌”本是核心价值观，但彭妙计却将母亲视为可以买卖的“物品”，这种行为的出现，既源于生存压力的极端化，也与文革后乡村道德体系的重构失败有关。集体主义瓦解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功利主义趁虚而入，在贫困催化下，人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当生存都成问题，道德防线便如同沙堤，经不起浪潮冲击。” 彭妙计案件还暴露出人口流动初期的管理漏洞。80年代中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而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的脱节，导致流动人口成为“治理盲区”。彭妙计凭借伪造的介绍信走遍半个中国，每次犯罪后都能轻易更换身份，直到1998年警方通过DNA技术才将其抓获。这种监管滞后，让他的犯罪行为持续了整整16年，成为横跨两个时代的社会毒瘤。 彭妙计案件的审判在2000年引起轰动，尽管距离案发已过去两年，法庭外仍挤满了受害者家属。当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这个年近50的男人忽然痛哭流涕：“我也不想这样，可活着太难了……”这句话让旁听席一片寂静——人们意识到，这个恶魔般的罪犯，也曾是贫困与冷漠的受害者。但法律终究不会因同情而动摇，2000年9月7日，彭妙计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