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3日，下野的蒋介石乘火车离开南京。临走时，送行的人很少，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等大员一个没来，显得极为冷清。 在老蒋经历的三次下野中，以这次（第一次）最为凶险，因为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把握。 老蒋下野的直接诱因，是军事上的失败。“宁汉分裂”后，武汉方面掌握兵权的唐生智高举大旗，要“东征讨蒋”，被北伐军击败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在投靠奉系首领张作霖后，重整旗鼓，和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联兵南下。 面临两线作战的老蒋，决定先集中兵力击败孙传芳。对此，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反对，主张收缩兵力防守反击，否则，一旦与孙传芳交战不利，再让武汉的唐生智趁虚而入，到时候就危险了。 在军事会议上，支持老蒋的人不多，就连“黄埔系”的二号人物何应钦也支持桂系的主张。 老蒋气呼呼的说：“孙传芳都快打到徐州了，不能再等了，必须挥师北上，先破孙传芳，然后攻入山东，解决掉张宗昌。” 张作霖建议孙传芳，等张宗昌的部队到位后，以优势兵力南下徐州。孙传芳急于夺回丢失的地盘，撇开张宗昌，带着六万余人急行军奔袭徐州。“五省联军”在之前的北伐中，已折损大半，这六万多人是孙传芳的仅存的部队，属于倾巢出动。 7月23日，孙军攻占徐州，老蒋大为震怒，亲自去前线指挥反攻，结果被打得大败而归。 败讯传来，武汉方面趁机发难，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此事，并去电南京，要求严惩“败军之将”。老蒋为了推卸责任，决定拿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当替罪羊。王天培是黔军将领，在北伐中，所部由一万多人，扩充到了四万多人，老蒋和桂系对他有尾大不掉的担心。 对老蒋这次处理王天培，桂系是支持和默认的。王天培对老蒋这个总司令向来服从，在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没有多想，很快就从前线赶到了南京，结果在会场被扣押。 随后，王天培被押去杭州西湖关押，罪名是“擅自撤退、克扣军饷”。王天培是在老蒋下野二十多天后，在关押处被枪决的，可见，除掉王天培是老蒋和桂系的共识，所谓的徐州兵败，不过是借口。 孙传芳在徐州取胜后，想一鼓作气，渡江打下南京。被孙传芳打出阴影的老蒋，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先打唐生智，等解决了来自武汉的威胁后，再对付孙传芳。 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坚决反对，老蒋一气之下，说若不执行这个方案，就要辞去总司令职务。不想，李、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当即出言支持，说老蒋既然不愿意干了，那么“主动让贤”也是好的。 老蒋说的是气话，一下子被呛住了，这时，若有一个与李、白地位相当的人出面解围，事态尚可缓和。可当老蒋将目光扫向何应钦时，何应钦却低头不语。连何应钦都倒向了，在场的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不下野也由不得他了。 何应钦的表现，让老蒋大为失望，后来多次对人说：“当时只要何敬之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8月13日，老蒋正式通电下野，下午从南京乘火车离开。老蒋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下野，送行、合影的人很多，可这个第一次，就显得很是冷清。 火车站上给老蒋送行的，不过寥寥数人。李宗仁、白崇禧、李烈钧等南京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更让老蒋心寒的是，何应钦也没有闪面。不仅如此，老蒋去上海，连专列都没有，搭乘的就是普通客列。 火车到上海临时停靠时，迎接的人明显多了，站台上等候了近百人，除了吴忠信、杨虎等人外，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带着一众头目也在迎候。老蒋与众人寒暄一番后，又乘车前往杭州，之后坐汽车去了奉化溪口老宅住下。 老蒋到了溪口没住几天，浙江省主席周凤岐的代表就到了，来人带来了五万元。落魄的老蒋，以为老乡周凤岐还记着他，显得很是高兴，不料来人却说：“这五万元是周主席送给蒋先生的路费，希望蒋先生拿了钱后尽快离开浙江，不要让他为难。” 像周凤岐这样落井下石的人不少，但也有趁机交好老蒋，提前“修路”的。比如，军长陈调元就携带十万大洋，送到老蒋的住所，并表示若不够，随后再送来。 陈调元原是“五省联军”的皖军总司令，北伐时率部倒向。陈调元的主动送钱，让老蒋记忆深刻，在后来重任总司令后，将其委任为安徽省主席。 老蒋下野后，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王敬久、李默庵等黄埔一期将领，联名去电老蒋，表示“学生与校长共进退”。老蒋在本子上，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一记下，他们后来也成了黄埔生中，最早升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的。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得不到江浙等地财团的支持，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维持，至于黄埔系军队，由刘峙、顾祝同等老蒋的亲信掌握，即便是何应钦，也难以调度自如。 与此同时，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通电，请求老蒋复出。到了12月，老蒋见时机成熟，一面在上海和宋美龄举办婚礼，一面做好复职的准备。 1928年1月，老蒋来到南京，重新担任总司令，和桂系表面言归于好。经此一事，老蒋的手腕更为狠辣，国民党内的争斗，更加激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