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的故事，得从1965年说起。那年，国家喊出“上山下乡”的口号，年轻人都被号召去农村干革命。刘琦才20岁出头，满脑子憧憬，觉得自己响应号召是件光荣的事儿。她收拾行李，告别城里的家，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红柳圪旦村。她想着，农村生活可能苦点，但总能熬过去，迟早能回城过上原来的日子。 可到了村里，她傻眼了。生活条件比她想的差太多了，土坯房破得像随时要塌，吃的喝的都紧巴巴。她干农活不熟练，手上磨出血泡，脸晒得黑红，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刚开始，她还咬牙坚持，心想国家政策会变，总有回城那天。可一年年过去，消息越来越渺茫，村里还是老样子，她的心也慢慢凉了。 到了1977年，刘琦32岁。在城里，这年纪可能还在挑对象，可在村里，她已经算“老姑娘”了。知青陆续返城的消息传开，但每次她跑去问，都是失望而归。她扛着锄头走在田间，感觉未来像被堵死的路，啥盼头都没了。 就在这时候，刘三海出现了。他是村里的农民，干活麻利，为人老实，皮肤晒得黝黑，眼神有点倔。刘琦刚到村里时，他就对她上了心。她干活累了，他会帮她挑水；扛不动东西，他默默接过去。刘琦起初没当回事，觉得这就是村民间的热心，可刘三海的关心一直没断过。他不咋会说话，但行动上透着股实在劲儿。 刘琦那几年在村里孤零零的，日子过得艰难，心里空落落的。刘三海的坚持慢慢让她动摇了。她想，这个男人虽然没文化，但靠得住，也许能给自己个依靠。1977年，她点了头，嫁给了刘三海。新婚夜，她对他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这话不光是说给刘三海听，也是她给自己打气，认了这条命。 婚后头几年，日子还算过得去。刘三海下地干活，刘琦在村里教孩子认字，家里有点人气。生活虽然苦，物资少得可怜，但两人搭伙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强。刘琦想着，只要刘三海对她好，她就踏实待在农村，把日子过下去。 1979年，刘琦生了个女儿。刘三海开始有点不对劲，回家话少了，碗筷摔得响。1982年，第二个女儿出生，他脾气更坏了，直接摔门出去，回来醉醺醺的，砸东西发火。刘琦心里清楚，他想要个儿子，在村里没男孩传宗接代，他觉得丢脸。家里气氛越来越沉重，刘琦只能硬着头皮撑着。 那几年，刘三海的真面目露出来了。他喝酒越来越多，回来就发脾气，没事找事。刘琦劝他少喝点，他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有次他抄起东西砸她，她背上挨了几下，疼了好几天。她不敢吭声，怕孩子吓着，也怕村里人看笑话。日子像绳子，越勒越紧，她喘不过气。 1990年，刘三海从外面抱回个男婴，说是自家的。刘琦懵了，但没敢多问。从那以后，他眼里只有这个男孩，给男孩买布做衣服，饭桌上给他夹菜，两个女儿只能干看着。刘琦想给女儿夹点吃的，他直接抢过碗摔地上，碎片满地都是。他对外人说，这是他家的种，可村里谁不知道咋回事，大家背后议论，他却当没听见。 刘三海的酒瘾更大了，动不动就醉得站不稳，回家就吼就砸。刘琦被他打过好几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试过跟他讲理，可他压根不听，醉了就更疯。她在村里没亲没故，跑都没地儿跑，只能咬牙忍着。孩子们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心里苦，但只能扛着。 到了1995年，刘琦彻底撑不住了。那年春节前，村里热热闹闹，她家却冷得像没人住。刘三海又喝醉了回来，抄起铁锹砸她，她肩上挨了一下，疼得倒在地上，孩子们吓得哭成一团。他骂完摔门走了，屋里静得吓人。那晚，刘琦坐在炕边，盯着桌上的农药瓶看了半天，最后手抖着拿起来，一口喝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邻居发现她倒在炕上，已经没气了，地上滚着个空瓶子。她死了，留下三个孩子和那个破家。尸体埋在村后山坡上，没碑没标记，风雪很快盖住了坟头。村里人议论几句就散了，她的故事没人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