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再道上将重返部队。上级曾给一位大军区的司令打去电话，表示让陈再道前往他所在的军区担任副司令，却遭到了拒绝。韩先楚得知此事后，打着包票称：“让老陈来我这。” 1972年，陈再道从江西农场回到福州，他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作为曾经的武汉军区司令员，他已经有了长期的高层指挥经验。 此时回到一个副司令员的岗位，这种身份上的转变让他难以平静。 陈再道自小家境贫寒。 1926年，陈再道在麻城县加入了农民自卫军。 1927年，他参与了秋收暴动，并在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 1928年，陈再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代，陈再道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以及第四军军长。 他积极参与了多个战役，包括长生口战斗、七亘村伏击战等。 每一次战斗，陈再道都带领着队伍与敌人进行极为激烈的对抗。 1937年，随着八路军东进纵队的成立，陈再道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 他带领东进纵队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建立了20多个抗日政权。 他不畏艰险，经常亲自带领队伍深入敌后，执行各种任务。 冀南根据地多次遭到敌军“扫荡”，但陈再道带领的抗日军民通过游击战和伏击战，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1940年，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合并，陈再道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3年，陈再道前往延安中央学校学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冀南纵队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继续担任纵队司令员。 内战爆发，他领导部队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包括豫北战役、定陶战役等，其中龙固集防御战的表现尤为出色。 1947年，陈再道指挥第二纵队在鲁西南战役中歼灭了敌军整编六十六师，俘获敌军中将师长及大量官兵。 进入1948年，陈再道继续指挥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等关键战斗。 1949年，他继续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先后成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以及武汉军区司令员等。 他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自1955年起，他便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7年，武汉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混乱。 此时，武汉军区与公安机关根据毛泽东的批准，逮捕了多个在武汉地区煽动极左思潮、实施暴力行为的分子。 社会秩序得到了暂时的恢复，许多地方干部也得到了释放。 1967年，武汉军区的领导，陈再道与钟汉华，应中央军委的召唤，前往北京参加扩大会。 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央高层发生了变化。 以反动将领为代表的军内派系，发布了与之前“军委八条命令”截然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并要求全军执行。 武汉军区陷入了困境。 到了4月，中央的指令并未给予武汉军区任何支持，反而对陈再道与钟汉华的返回安排采取了忽视态度。 当他们归返武汉时，局势已然复杂。 与此同时，武汉的造反派愈加不满陈再道的领导。 1967年，周恩来突然通知陈再道，毛泽东可能会到武汉视察。 7月，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昌，周恩来、谢富治和王力等人也相继到达武汉。 当时，毛泽东的到访极其保密，只有武汉军区的少数领导知情。 毛泽东在与陈再道的交谈中明确表示，即使陈再道面临反对声浪，他也会坚决支持他。 然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蔓延，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毛泽东决定离开武汉，转而前往上海。 此时，陈再道与钟汉华也接到了前往北京开会的命令。 毛泽东指示，陈再道需“保护起来”，并强调如有错误，应进行自我检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再道承受着严酷的批斗。 他先是下放到江西的农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劳动。 1970年底，他受韩先楚的邀请回到福州，结束了在农场的生活。 直到1972年，他终于接到任命通知，这才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然而，陈再道清楚，工作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而是党组织的决定。 1975年，陈再道被调整为军委顾问，逐步从一线退居二线。 虽然他没有继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但他依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直到1977年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并一直工作到铁道兵撤并。 参考文献：[1]石肖岩,高齐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和冀南根据地的开辟——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同志[J].学习与研究（北京）,1985(9):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