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林伯渠等人向毛主席求情：“黄克功虽然杀了人，但对革命有大功，主席能否不要对他判处极刑，让他带罪立功。”毛主席断然拒绝了林伯渠等人的说情：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过，罪不否功。最终，毛主席亲自下令，处决了黄克功。 1937年10月的一个傍晚，延安延河畔的沙滩上响起了两声枪响，打破了这个革命圣地的宁静。没人想到，这两声枪响不仅夺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更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功过与法纪严明的重大考验。 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正因感情纠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天傍晚，他带着白朗宁手枪，与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一起来到陕北公学，约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天色渐暗，王志勇借故离开，留下黄克功与刘茜单独相处。河边的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黄克功要求刘茜与他结婚，而年仅16岁的刘茜断然拒绝。被拒绝的黄克功失去理智，朝刘茜开了两枪，当场夺去了她的生命。 谁能想到，这个对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军官会走到这一步？黄克功1911年生于江西南康，16岁就参加了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入党。在井冈山时期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从一名普通班长做起，一路升至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特别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他还立下了大功。若非这场悲剧，凭他的资历，解放后铁定能当上将军。 案发后，黄克功虽试图毁灭证据，但很快被抓获。这起案件立即在延安引起巨大震动，正值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之际，对此案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解放区形象。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趁机攻击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 延安各界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黄克功杀害革命同志，违反边区刑律，应处以极刑；有人则考虑到他为革命立下功劳，主张从轻处罚。黄克功本人也幻想能因功获免，在忏悔信中写道：＂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林伯渠等人也曾向毛泽东求情，希望看在黄克功革命功劳的份上，让他戴罪立功。然而，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却大为震怒：＂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1937年10月10日，一封来自毛泽东的信函送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的手中。这封信的内容，决定了黄克功的命运，也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功过是非的鲜明态度。 信中，毛泽东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日，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判。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刘茜今年才16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行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 宣判后，黄克功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或消沉，只是转向群众，高呼了几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随后被带往刑场执行死刑。 这一严明法纪的决断在几年后的另一个案例中得到了呼应。1941年，曾经的战斗英雄肖玉璧因贪污3050元边币被判处死刑。肖玉璧曾多次在战场上负伤，毛泽东还特意安排给他送奶补充营养。但当他因贪污被判死刑后不服，要求见林伯渠并声称：＂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我对革命是有功的！＂ 林伯渠将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回应道：＂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充分体现了陕甘宁边区法纪的严明与共产党处事的原则。 实际上，陕甘宁边区自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廉政建设。1938年8月，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界定了十种贪污犯罪行为。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也因此树立了清廉形象，涌现出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一批生活简朴、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布衣，林伯渠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