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地，北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老百姓涌上街头庆祝胜利。 就在这份欢腾中，八道湾胡同深处的一处四合院里，有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正躲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他就是当年名噪文坛的周作人。 20多年前，他跟着兄长周树人从绍兴老家出来闯荡，兄弟俩在日本留学时雇了个叫羽太信子的女佣。 这日本姑娘手脚勤快，把兄弟俩的生活打理得妥妥帖帖。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佣人，后来竟成了改变周家兄弟命运的转折点。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成亲后，把媳妇带回了北京，兄弟俩原本合住在八道湾的大宅院里，可自从家里多了个日本媳妇，日子就渐渐变了味。 羽太信子当家后花钱大手大脚，两兄弟的薪水加起来都不够她开销。更糟的是，这日本女人三天两头挑唆兄弟关系，最后硬是闹得鲁迅搬出了祖宅。 七七事变那年，北平城里人心惶惶，周作人原本在北大当教授，眼看着日本人要打进来，心里直打鼓。 这时候他那个日本老婆整天在耳边念叨：“北平迟早要沦陷，咱们得早做打算。”没过多久，日本人真进了城，周作人看着街上的太阳旗，腿肚子直转筋。 要说这人也是命大，有天他在家门口遭了枪击，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吓得他魂都飞了。打那以后，周作人彻底认了怂。 日本人让他当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他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那几年他穿着绸缎长衫，坐着人力车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间来回跑，报纸上管他叫“文化汉奸”。 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国民政府把他抓进老虎桥监狱，老百姓都喊着要枪毙汉奸。 法庭上，法官拍着桌子说他“背叛民族”，周作人缩在被告席上，脑门上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眼瞅着要判死刑，胡适那帮文化圈的老朋友站出来求情，说他保住了北大图书馆的珍贵典籍，这才改判了10年大牢。 1949年，牢门“咣当”一声打开，周作人佝偻着背走出来，发现外头变了天。新政府成立了，街上飘着五星红旗。 他蹲在胡同口抽了半宿烟，最后咬咬牙给中南海写了封悔过信。信送出去半个月没动静，周作人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生怕哪天又被抓进去。 要说事情也巧，毛主席有天批阅文件正好看到这封信，他拿着红铅笔在信纸上划拉：“文化汉奸嘛，没杀人放火。让他搞翻译，出书。”这话传到周作人耳朵里，老头子当场老泪纵横。 后来政府安排他翻译日本文学，每个月给开200块钱工资——那时候普通工人挣30块就算高收入了。 往后的日子里，周作人成天趴在书桌上译书稿。从《古事记》到《枕草子》，他把自己关在八道湾的老宅里埋头苦干。 有时候街坊邻居路过，还能听见院里传出叽里咕噜的日语念书声。政府派人来取稿子时，他总要把译稿用蓝布包得整整齐齐，生怕沾上半点灰尘。 1967年，82岁的周作人蹲在自家茅房解手，突然觉得胸口发闷。他想扶着墙站起来，眼前却一阵天旋地转。等家里人发现时，老头子已经倒在青砖地上没了气息。 街坊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给汉奸的报应，也有人说好歹他晚年译了那么多书，算是将功补过了。 回头看看周作人这一辈子，最让人唏嘘的还是他们兄弟俩的恩怨。当年要是没娶那个日本媳妇，说不定周家能出两位文坛巨匠。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周作人终究背着汉奸的名号走完了后半生。倒是他译的那些日本古籍，如今还在图书馆里摆着，算是给后人留了点有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