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1946年5月的南京法庭，52岁的周作人垂着花白的脑袋，听着检察官历数他在日伪政权的任职经历。台下骂声此起彼伏，“汉奸”二字像重锤砸在他心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曾是北大课堂上的明星，此刻却因附逆罪面临死刑判决。 胡适的出庭作证成了转折点。这位昔日的好友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带着叹息：“作人精通日文，战时留在北平，确有被迫之举。”法庭最终改判14年徒刑，周作人被押往老虎桥监狱时，怀里抱着一本翻旧的《日本狂言选》——那是他在燕园任教时常用的教材。 监狱的铁窗生涯里，周作人每天在硬板床上翻译石川啄木的短歌。墨水是用监狱发的劣质炭粉调的，稿纸边缘印着“反省”二字，却挡不住他笔下流淌的东瀛文学韵味。他常对着小窗的月光发呆，想起1937年那个夏天，拒绝南下的自己站在未名湖畔，以为能守住学术净土，却一步步陷入泥沼。 1949年1月，南京城飘着细雪，周作人带着两箱译稿和一叠认罪书出狱。八道湾的老宅早已破败，蛛网密布的书房里，还摆着与鲁迅决裂时摔碎的砚台。新政权的阳光照进天井，他盯着街头的秧歌队，突然萌生了写信的念头——给毛主席，那个在延安窑洞里谈过“新文化”的革命领袖。 信中他写：“愿以余年译介日本文学，为新社会效力。”三个月后，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敲开院门，带来毛主席的口谕：“周作人懂日文，可让他做翻译，戴罪立功。”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封闭的心扉。从此，他戴上老花镜，在西厢房的木桌上开始了翻译生涯。 周作人翻译的《古事记》《浮世草子》陆续出版，署名“周启明”。他刻意避开“作人”二字，仿佛想与过去的自己切割。每天清晨，他踩着露水去胡同口买豆浆，路过宣传栏时会驻足，看上面的“扫盲运动”海报，想起自己早年提倡的“平民文学”，嘴角泛起苦涩的笑。 1967年那个春日，周作人倒在厨房的水渍里，手里还攥着译到一半的《枕草子》。书架上整齐码着36本译著，这些带着油墨香的文字，成了他赎罪的碑铭。有人说他晚节不保，有人叹他文笔依旧，却很少有人想起，毛主席当年的宽容，让一个迷失的文人在翻译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处。 从死刑犯到翻译家，周作人的命运转折藏着时代的智慧。毛主席没有因他的历史污点将其彻底否定，而是看到了他在日本文学领域的专长，给他一个用知识赎罪的机会。这种处理方式，既彰显了新政权的胸襟，也为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了样本——与其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中凋零，不如引导他用所长服务社会。周作人晚年的译著，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也让我们看到，宽容与引导比单纯的惩罚更有力量，它能让犯错的人在救赎中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也让历史在包容中显得更加厚重。 文献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