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巨头在天津开会。在会议进行期间，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的冯玉祥部的两个混成旅的武装。 1924年的华北政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迎来了重大转折。冯玉祥发动政变，在北京城内控制了曹锟政府，这一举动彻底打乱了北洋军阀原有的势力分布。 当时的北洋军阀主要分为三大派系：直系、奉系和皖系。直系在政变前控制着北京政府，由曹锟担任大总统，吴佩孚掌握军权。奉系则在东北地区发展壮大，由张作霖统领。 冯玉祥的政变对吴佩孚的直系势力造成了致命打击。在前线与奉军对峙的吴佩孚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抵抗，退守长江以南地区。这为奉系军队进入关内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直系势力的衰落，段祺瑞作为皖系的代表人物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段祺瑞此前因直系军阀的打击而失势，但在这次政局变动中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奉系军队趁势南下，占领了河北、山东等地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从东北一下子扩展到了华北腹地。但是这种扩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划分势力范围。 此时的华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冯玉祥控制北京及周边地区，张作霖的奉系占据东北并向关内扩张，段祺瑞则试图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局面需要通过谈判来确定各方的利益分配。 天津作为华北重要的商业港口和军事要地，其控制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李景林作为奉系将领，驻守在天津地区，但他与冯玉祥的部队在当地形成了微妙的对峙关系。 各方势力都意识到，如果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 在11月10日的天津会议前，各方都在为谈判做准备。冯玉祥希望巩固在华北的地位，张作霖要确保奉系在关内的利益不受损害，而段祺瑞则试图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北洋军阀势力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各方都在观望和试探，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位置。 天津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北京政府的重组和军队整编问题。三位军阀领袖聚集在天津，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重组涉及到各方势力在政府中的权力分配。冯玉祥通过政变控制了北京，但需要其他势力的认可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段祺瑞作为资历最老的军阀领袖，被视为最适合出任临时执政的人选。 军队整编是会议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各方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又要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整编方案难以达成一致。 在会议进行期间，李景林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军事行动。他指挥部队解除了天津以北的冯玉祥两个混成旅的武装，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李景林的行动反映出奉系对冯玉祥势力的防范。虽然冯玉祥帮助奉系打败了吴佩孚，但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任关系。天津作为华北的重要港口，谁控制天津谁就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和军事资源。 会议期间的军事冲突使得谈判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这种局势也反映出当时军阀之间的利益纷争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各方虽然坐在谈判桌前，但都在暗中布局。 地盘划分是各方争执的焦点。冯玉祥控制着北京，但需要天津作为出海口。奉系则希望巩固在关内的势力，不愿意让出已经控制的地区。 李景林的军事行动表明，奉系已经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来限制冯玉祥的力量。这种做法虽然破坏了会议的和平氛围，但也显示出奉系在华北地区的强硬立场。 天津的局势成为衡量各方实力的试金石。李景林控制着天津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使得他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解除冯军武装的行动，实际上改变了天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 会议进行到这个阶段，各方都意识到仅靠谈判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军事实力的较量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三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李景林在天津的军事行动对华北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事件直接导致冯玉祥与奉系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也为后来的郭松龄反奉埋下了伏笔。 天津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冯玉祥在华北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失去两个混成旅的武装力量，不仅削弱了冯玉祥在天津的军事存在，也影响了他与其他势力谈判的筹码。 这一事件促使冯玉祥开始寻求新的军事同盟。在失去天津北部的军事力量后，冯玉祥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盟友来平衡奉系的势力。这也是他后来与郭松龄建立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军阀之间的不信任感在这次事件后进一步加深。李景林的突然行动表明，即使是在和平谈判期间，军事冲突也可能随时爆发。这种不信任导致各方都在加紧军事部署，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 从长远来看，这次事件加速了华北地区军事力量的重新分配。冯玉祥失去天津北部的控制权，使得他不得不调整战略方向，将重心转向西北地区。 后来的郭松龄反奉失败，以及冯玉祥最终被迫退守西北，都与这次天津事件有着深层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