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粹文夫妇在美国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帷幕。中国大地上的民众刚刚松了一口气，却又迎来了更为残酷的国共内战。 徐积锴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虽然在上海有着稳定的工作，但他清醒地看到了国内局势的不确定性。国共两党的战事愈演愈烈，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陷入停滞。 1946年初，徐积锴收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 徐积锴的妻子张粹文对丈夫的选择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1947年的中国，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占据优势，但上海的物价每天都在疯涨，一个鸡蛋的价格可能早晚就相差好几倍。 面对这样的局面，徐积锴和张粹文开始着手准备赴美事宜。他们需要准备大量的文件材料，申请护照和签证，同时还要处理在上海的房产和其他资产问题。 1948年春，在获得了必要的文件和资金后，徐积锴夫妇终于启程赴美。 临行前，他们与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告别。 1948年夏天，徐积锴和张粹文抵达了美国马萨诸塞州。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带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生活。 初到美国的日子并不轻松，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沟通问题。虽然徐积锴在国内就读过教会学校，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实际生活中的交流还是充满了挑战。 张粹文的情况则更为困难，她需要从最基础的日常用语开始学起。为了尽快适应美国生活，她每天都坚持学习英语，同时还要料理家务。 在学术环境中，徐积锴也面临着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美国的教学更注重实践和讨论，这需要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 好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对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很友善。他们理解徐积锴的语言困难，在课程和实验中给予了很多帮助。 每当收到来自中国的信件，都是徐积锴夫妇最为期待的时刻。他们与国内的亲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特别是与徐积锴的祖母张幼仪。 张幼仪一直都很担心远在美国的孙子和儿媳。在信中，她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也会讲述国内发生的事情。 1949年初，国内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徐积锴夫妇通过报纸和电台，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变化。 在这期间，他们也结识了不少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互相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随着1949年下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徐积锴夫妇与国内的通信开始变得困难。很多信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寄达，这让他们与祖国的联系逐渐变得微弱。 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关于是否回国的讨论非常热烈。有些人选择立即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有些人则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深造。 徐积锴和张粹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时留在美国完成学业。 1949年末，他们搬进了一个较为宽敞的公寓。这里不仅有独立的学习空间，还可以摆放一些从中国带来的物件，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一丝家的温暖。 1949年的一天，徐积锴在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英文诗集。这本诗集收录了几首徐志摩的诗作英译本，翻译者是一位美国汉学家。 这个发现让徐积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在图书馆搜寻与父亲相关的所有英文资料，发现在美国的学术界，徐志摩的作品已经引起了不少关注。 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徐积锴找到了更多关于父亲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了一些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时期的记录，以及他与西方文学界往来的信件。 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徐积锴意识到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需要系统性的整理和保存。他开始用业余时间记录和复印这些资料，建立起了自己的档案。 美国的图书收藏管理体系给了徐积锴很大的启发。他注意到西方图书馆对文献资料的保存和整理方式非常专业，这为他日后编纂《徐志摩全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50年初，徐积锴开始主动联系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通过这些学者，他了解到还有更多关于父亲的资料散落在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 在张粹文的支持下，徐积锴开始规划一个更大的计划。他们决定利用假期时间，走访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收集所有可能与徐志摩相关的资料。 这对年轻的夫妇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异国他乡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他们在波士顿的家中布置了一个专门的书房，收藏各种中文书籍。 考虑到未来子女的教育问题，徐积锴和张粹文商议制定了一个家庭教育计划。他们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同时接受中西方文化的滋养。 1950年底，徐积锴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国会图书馆愿意协助他查找更多关于徐志摩的史料。这为他后来的文献收集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面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徐积锴开始学习基本的文献整理方法。他按照年代和主题对资料进行分类，并开始着手翻译一些重要的英文文献。 这些早期的努力为日后《徐志摩全集》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徐积锴和张粹文逐渐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他们的生活重心虽然在美国，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始终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