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从小在异国他乡长大，7岁那年跟着父母坐船回到中国。轮船在大洋上漂了整整21天，甲板上那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抓着栏杆发呆，眼前只有望不到头的海水。 他刚在美国学会骑自行车，院子里的草坪还没修剪完，转眼间就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父亲钱学森站在船头望着东方，眼睛里燃烧着炽热的光芒，可年幼的他还读不懂那份执着。 刚回国的日子就像打翻的颜料盒，钱永刚坐在北京四合院的石阶上，看着保姆端来冒着热气的瓷碗直发愣。他在美国喝的都是冰箱里拿出来的凉牛奶，现在对着碗里飘着奶皮的液体，脱口就嚷“这是假牛奶”。 上学的第一天更让他手足无措，黑板上的方块字像爬来爬去的蚂蚁，同学说的儿歌他一句都接不上。最要命的是语文考试，试卷上密密麻麻的题目看得他两眼发黑，最后只能对着白卷干瞪眼。 好在孩子学话快得像海绵吸水，不出半年，钱永刚就能用京片子跟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唠嗑了，代价是把英语忘了个精光。 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书房的灯总是亮到深夜——钱学森白天在研究所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家就抱着砖头厚的书看。台灯在墙上投下巨大的影子，钢笔在稿纸上沙沙作响，这样的画面成了钱永刚童年最深的记忆。 初中数学竞赛那次滑铁卢，让钱永刚在饭桌上臊得抬不起头。他仗着在课堂上耍小聪明，被老师推荐去参加高年级比赛，结果30分的红字刺得他眼睛生疼。 钱学森听完原委没责备也没安慰，只是淡淡说了句：“以后遇到不会的事情还多着呢。”这话像颗种子埋进少年心里，多年后在部队站岗时，在考场抓耳挠腮时，在异国图书馆熬夜时，总会突然冒出新芽。 1966年，钱永刚背着书包在空荡荡的走廊转了两圈，转身报名参了军，新兵连的班长是个山东大汉，看见这个细皮嫩肉的“海归子弟”直嘬牙花子。打靶训练时钱永刚总脱靶，五公里越野跑得直吐酸水，半夜站岗困得眼皮打架。 但9年间他没请过一天假，野营拉练背着最沉的电台，抗洪抢险冲在最前头。战友们渐渐发现，这个说话文绉绉的“钱同志”骨子里有股倔劲。 1977年，复员通知和恢复高考的消息同时送到连队，30岁的钱永刚翻出压箱底的课本，封皮上的钢笔字都褪色了。三角函数公式记混了，化学元素表背串了，政治题答得前言不搭后语。 但部队教会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坚持——熄灯号响后他猫在被窝打手电，训练间隙蹲在壕沟里背单词，有回投弹练习还揣着复习资料，差点把手榴弹和笔记本一起扔出去。 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时，钱永刚正在炊事班帮厨。油渍斑斑的围裙还没解下来，指导员就举着信封冲进厨房。 教室里比他小10岁的同学喊他“钱叔叔”，可这声称呼里带着敬意——这个老兵上课永远坐第一排，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实验课做坏的零件能装一麻袋。 4年后，当他把加州理工的offer摆在父亲面前时，钱学森摩挲着通知书上的校徽，眼角泛起了水光。当年美国当局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钱家后代能免试入读这所名校。 如今再提起往事，钱永刚总爱说父亲是“行动的巨人”。书房那盏永不熄灭的台灯，深夜伏案时挺直的脊梁，还有归国时义无反顾的背影，这些画面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 有人替他惋惜说留在美国能成大事，他笑着指指胸前的校徽：“当年坐船回来时，父亲教我认的第一个词叫'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