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国战机在高空试飞中，突然油量告急，试飞员梁万俊放弃了跳伞，8分钟后，战机和试飞员平安降落! 在战机研发和试飞阶段，其中试飞员的责任更加重大。 试飞员不仅需要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还必须具备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2004年，梁万俊驾驶着枭龙战机，执行一次试飞任务。 天气条件良好，飞机的各项运转表现正常，飞行任务也应当顺利完成。 然而，飞机的油量突然告急，伴随而来的是燃油泄漏的风险。 飞机虽然依靠自身的运转保持了短暂的飞行，但一旦油量完全耗尽，飞机的系统将会出现严重故障，甚至面临失控的危险。 试飞员通常可以选择跳伞逃生。 然而，梁万俊迅速评估了眼前的局势，意识到如果选择跳伞逃生，飞机势必会坠毁，而这可能影响到国家空军的战力发展。 经过冷静思考，他最终决定尽力挽救这架飞机。 即便飞机的油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梁万俊依然成功从高空迫降。 他的英勇行为挽救了一架价值上亿元的战机。 像梁万俊这样的试飞英雄还有很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飞机制造业的起步阶段可谓艰难。 国家决定从空军中借调飞行员，进行试飞工作。 由于缺少专门的试飞员，空军飞行员不仅要熟练掌握飞行技术，还要面对全新的飞机和试飞任务。 1956年，吴克明成功地试飞了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吴克明曾回忆，当时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他只得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力进行飞行。 而试飞员的工作涉及到对飞机极限性能的测试，包括过载试验和飞行稳定性测试等。 每一次飞行，都意味着与死神的擦肩而过。 在进行极限过载试验时，飞机机体承受的加速度远超人类生理的极限。 1970年代，王昂不仅亲自试飞过多种战斗机，还负责了多个飞机的定型和技术改进。 一次，歼-8在空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机尾突然冒烟，火焰四起。 面对这种重大险情，王昂没有选择跳伞，而是凭借自己的冷静成功迫降飞机。 每一次飞行，试飞员都要为工程师提供精准的飞行数据，帮助设计人员对飞机进行改进。 因此，试飞员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敏锐的风险控制意识。 雷强是歼-10战机的首席试飞员。 歼-10战机的研制过程历时多年，从设计、试飞到最终定型，雷强始终坚守在试飞一线。 1998年，首架歼-10战机在试飞跑道上蓄势待发。 该机的技术含量高达60%以上，远超国际常规标准。 首飞当天，雷强按计划完成了诸多飞行科目，飞行时间虽短，仅有18分钟，却是充满了无数未知的危险。 李中华在歼-10的试飞过程中，他创下了飞行速度的纪录，达到每小时1453公里。 作为一名资深试飞员，李中华经历了数十次的空中险情，其中不乏发动机停机、失速尾旋等极限状况。 在1998年的一次飞行中，李中华与战友李存宝执行任务时，飞机在进入左螺旋飞行过程中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飞机失控，发动机停机，机舱内陷入一片混乱。 李中华凭借过硬的技能，成功脱险，并安全着陆。 毕红军，作为“太行”发动机的首席试飞员，他在试飞过程中遇到了多次重大故障。 “太行”发动机的研制，突破了国际封锁。 从第二代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为中国新一代战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一次试飞过程中，他遇到了涡轮故障，发动机突然停机。 然而，凭借他娴熟的飞行技术，他成功将飞机安全着陆，保住了试飞数据。 试飞员黄炳新在执行歼轰7“飞豹”飞机首飞任务前，将遗书交给了组织，字里行间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满满的责任感。 试飞员鹿鸣东面对歼-8超音速试飞时，知道飞机可能随时解体，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执行任务。 这些试飞员，甚至有些人因飞机故障献出了生命。 刘刚在一次歼-8的高空试飞中，因为发动机故障，飞机突然解体。 他与飞机一同化作蓝天的一部分，而在安葬刘刚时，遗体未能完整归还，只有妻子含泪将飞机模型放入骨灰盒中。 历经六十多年，中国空军试飞部队共成功试飞了160多种国产新型战机。 试飞员们不仅在空中与死神擦肩而过，还保护了国家的空中霸权。 参考文献：[1]张同斌,李体方,盛又文.基于BP神经网络的试飞员驾驶技术评估[J].计算机仿真,2012,29(10):11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