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家破人亡，寄人篱下，他靠写对联养家糊口，六十岁，官居一品，名震天下，他成乾隆皇帝股肱之臣！ 方观承的起点，低得不能再低，他出身桐城方家，一个世代簪缨、书香浓厚的家族，曾祖父方孝标的文章甚至被视为后世楷模，可这一切荣光，都在康熙五十年那场文字狱风波中全部消失。 因为曾祖父的文章被牵扯进了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方家转瞬倾覆，家产被抄，亲人四散流放，那一年，方观承才十二岁，家没了，他跟着哥哥寄居在南京清凉山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哥哥曾望着破败的寺庙感叹“无家可归”，而年少的方观承却已认定，只有读书这条路，才能改变眼前的绝境。 为了生存，也为了与远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流放的祖父、父亲团聚，兄弟俩踏上了漫漫寻亲路，这一走就是一年多，风餐露宿，甚至不惜乞讨，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终于见到被流放的亲人时，全家抱头痛哭，方观承跪地发誓要重振家门，祖父看着失散的子孙，也是老泪纵横，感慨这来之不易的团圆。 流放地的生活自然是苦不堪言，他们开垦荒地，早出晚归，勉强糊口，方观承没有荒废学业，反而利用自己的一点墨水，靠着给人写字、写对联补贴家用。 他那手好字，渐渐在当地传开，为他挣了些微薄的名气，有一天，当地一个屠户家要办喜事，请方观承写副对联。 他挥毫泼墨，写就一副应景的联语，屠户见了十分高兴，不仅付了润笔，还额外赠送了些肉食，这本是流放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一幕，却恰好被路过的平郡王福彭看在眼里。 福彭并非寻常人物，他看到了对联，更看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不凡才气，对于一个有才华却身处困境的人来说，遇到一个懂得欣赏且愿意伸手的人，无异于抓住了救命稻草，福彭当即就留意了这个年轻人。 后来，福彭将方观承招入自己的幕府，方观承也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 事实证明福彭也没有看错人，初次见面时便鼓励他要为朝廷效力，通过福彭的引荐，方观承得以进入仕途，从最初的内阁中书起步，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升迁，直至军机章京等要职。 一旦获得施展的平台，方观承的能力便显现出来，尤其是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治理水患，特别是桀骜不驯的永定河。 他不搞纸上谈兵，而是亲赴灾区，甚至挽起裤腿下到冰冷的河水中实地查看，与当地百姓深入交流，共同商讨对策。 最终，他制定并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治水方案，有效地控制了水患，改善了沿岸百姓的生活，此外，他还将开垦出来的三十五万亩土地分配给无地贫民，这一举措深得民心，连乾隆皇帝也对此表示认可，并下令推广。 在调任浙江巡抚期间，他同样兴修水利，卓有成效，以至于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称他为“再造河海之人”。 身居高位，方观承自然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弹劾和非议也随之而来，他曾因天津水灾未能及时察觉、下属行为失当等问题多次遭到弹劾。 这些指控，有的或许属实，有的则难免夹杂着派系倾轧和妒贤嫉能，但在这些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乾隆皇帝的态度。 这位洞悉人情世故的帝王，对方观承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信任和器重，每当弹劾奏章递上，乾隆往往会考虑到方观承过往的功绩、他的品行，以及他当时可能正专注于治水等具体情况，要么不予深究，要么干脆为其辩护澄清。 这种来自最高权力的维护，无疑是方观承能够屡次涉险过关、稳固地位的最重要保障，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机遇”或者说资源。 方观承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官场他始终保持着低调和谨慎，他清楚自己的出身背景，也明白皇帝的信任随时可能收回，因此行事格外小心翼翼。 即便是面对后来权势熏天的和珅，这位从底层爬上来的总督也总能保持一种让对方不敢小觑的距离感，和珅对他也表现出几分敬畏和客气，这既是他的生存智慧，也是他在权力场中博弈的策略。 信源：《清史稿·方观承传》 七年，授直隶清河道，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 《清史稿·方观承传》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加太子少保。 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回直隶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