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在伏击伪军时缴获了三十多辆自行车,正为该怎么处理而发愁。伪军头领主动联系,希望用子弹换回这些车。最终,八路军用十五辆破损的自行车换来了八千发子弹。等他们得知伪军因此受到日军表扬后才觉得自己换亏了。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北大地都笼罩在敌人的铁蹄之下。日军在军事、资源和兵力上全面占优,却难以根除中国抗日力量的顽强反抗,尤其是以八路军为代表的游击战术,在冀南、鲁西、晋东南等地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冀南平原,地势平坦,村落密布,道路纵横,是八路军和日伪军频繁交锋的要地。这里的百姓对八路军极为信任,不仅提供情报,还在敌后运输物资、隐藏伤员,是抗日战争中的坚强后盾。 在这一年的春末夏初,八路军某支地方游击队在张新庄附近秘密集结,准备对一支协助日军扫荡的伪军实施一次突袭。这支伪军虽打着中华旗号,实则已完全沦为日寇的帮凶。 他们配有部分轻型装备、现代化通讯工具和日本提供的军用自行车,大大增强了其机动性,常常在乡村横行霸道,搜刮民间物资,引起百姓愤怒。 而游击队方面,装备极度匮乏,尤其是子弹几乎按人头分发,节省使用成了共识。即便如此,这支队伍依旧斗志昂扬。带队的是一位姓王的指导员,三十出头,个子不高,却极有威信,擅长审时度势,尤其擅长因地制宜的战术部署。 伏击行动定于凌晨进行。队员们在夜色掩护下悄然部署在张新庄村外一片密林边缘。林子旁是一条土路,是伪军惯常行军路线。那天清晨雾气沉重,给伏击提供了极佳的掩护。 大约五点左右,伪军队伍如期出现。他们骑着整齐划一的自行车,晃晃悠悠穿过田埂,毫无警觉。由于此前几个月多次“扫荡”无果,他们对这一带的八路军已无太多警惕。 “开火!”随着王指导员一声令下,枪声骤然爆响,震得鸟雀惊飞。子弹从林中射出,打得伪军猝不及防。片刻之间,数名敌军应声倒地。其余人惊慌失措,有的丢车逃命,有的竟躲进沟渠装死。伏击不到十分钟,战斗便告结束,八路军未伤一人。 当清点战场时,除了缴获少量武器弹药,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整整齐齐丢在一旁的30多辆军用自行车。这些车颜色统一,胎纹新,明显是日军新近配发的物资。队员们原本兴奋异常,然而很快便面露难色。 这些车虽好,却数量过多,一时间无法运走。而继续停留则可能引来日军报复。此刻,队伍正在讨论是否就地销毁或埋藏这些“战利品”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传来——一名伪军的中队长竟主动提出要见王指导员。 此人名叫林兆成,是伪军中极少数有些脑子的军官。此次他带队受命扫荡,原本意图刷一波“战绩”给日军看,没想到却被八路军伏击,丢了大半装备,尤其是那些崭新的自行车,让他如芒在背。 因为这批车是日军特批发放的,如果不“找回来”,恐怕不仅难逃责罚,还要背上“消极怠工”的嫌疑。 林兆成在村边与王指导员碰面。他压低声音,语气诚恳:“我愿意用子弹换回几辆自行车,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这番话倒让王指导员来了兴趣。他看着林兆成,不动声色地反问:“你有多少子弹?” 林支吾一阵,说:“我们带了点备用弹药……如果能给我们十来辆车,我可以给你们6000发。” 王指导员点了点头,转身进帐与参谋长商议。几分钟后,他走出来说:“十五辆车,都是你们丢的,多少有点损坏,我们要8000发子弹。” 林兆成脸色一变,犹豫半晌,终究点头同意。他清楚,这笔交易对他而言不仅是赎罪,更是一线生机。 次日一早,交易如约进行。游击队派出三名战士护送自行车至村口,林兆成也派人交付弹药。双方交接迅速,没有废话。 当晚,游击队员数着8000发沉甸甸的子弹,脸上皆是兴奋。这些子弹足够支撑好几次战斗,大大缓解了队伍的压力。 几日后,情报员带回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林兆成不但未被追责,反倒在返回后获得了日军的表扬和奖金。 据说他对上级夸下海口,称那日与八路军激战,“击毙数十名八路分子,缴获部分文件,因战事激烈方失自行车。”他甚至添油加醋,讲得有模有样,令日军指挥官信以为真,称赞他“表现英勇”。 听到此处,王指导员和战士们一时哭笑不得。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早知道这小子能靠几辆破车升官发财,我们就该再多换他几千发!” 但玩笑归玩笑,这次行动在军中被高度评价。一次简洁而有效的伏击,不仅削弱了敌军,还用计巧妙地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物换弹”的灵活思路,为日后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不久后,王指导员所在的游击队转移至鲁西一带继续战斗。他们在多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为敌后抗战贡献不小。林兆成则在数月后一次扫荡行动中被八路军俘虏,面对当年那批骑自行车的老兵,他低头不语,内心羞愧难当。 这段“子弹换车”的传奇,如今早已成为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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