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李敏第一个打电话给张仙鹏：张叔叔，你怎么还不来北京悼念爸爸？ 1949年12月的沈阳，寒风刺骨，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翻飞。沈阳文化宾馆的小招待员张仙鹏裹紧棉袄，站在宾馆门口，搓着手等待一位“大人物”的到来。16岁的他，脸庞冻得通红，眼神却透着好奇和紧张。 宾馆领导反复叮嘱：“这次接待任务绝密，连家人也不能透露！”张仙鹏心里嘀咕：到底是哪位首长，要如此慎重？ 汽车的灯光划破夜幕，几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宾馆大院。车门打开，一个身穿灰色大衣、笑容和蔼的中年人走了下来。张仙鹏愣住了——那张脸，他在报纸上见过无数次，是全国人民心中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他小心翼翼地打扫房间，检查茶具，生怕出半点差错。当他端着一杯热茶走进会议室，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翻阅文件。张仙鹏轻声说：“请喝茶。”主席抬起头，微微一笑：“谢谢你，小同志。”那一刻，张仙鹏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仿佛这位领袖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像邻家的长辈般亲切。 两天后，毛主席匆匆离去，张仙鹏以为这辈子再无机会相见。谁料，1950年3月，主席从苏联返回，再次入住沈阳文化宾馆。这次停留了三天，张仙鹏有了更多接触主席的机会。一天晚上，他为主席准备洗澡水，刚要倒热水，主席走过来，轻声说：“水别太烫，和体温差不多就行。” 张仙鹏有些紧张，手忙脚乱地调整水温。主席却没责怪，反而问起了他的家乡、年龄和读书情况。张仙鹏如实回答：“我16岁，山东烟台人，小学没毕业，家里穷……”主席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这短暂的三天，像一颗种子，悄然埋在张仙鹏的命运里。 临行前，中央警卫负责人汪东兴找到他：“小张，愿不愿意去北京工作？”张仙鹏毫不犹豫：“我服从组织安排！”1950年8月，调令正式下来，张仙鹏成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开始了长达13年的贴身守护。 1951年3月，张仙鹏正式到中南海工作。初来乍到，他对主席的湖南口音不太适应，闹出不少笑话。一天晚上，主席在灯下看文件，抬头说：“小张，搞个蜡烛。”张仙鹏听成了“搞个辣椒”，连忙跑去厨房端来一盘红彤彤的辣椒。回到房间，看到桌上已点燃的蜡烛，他才反应过来，脸涨得通红，低头站在一旁。 主席却哈哈一笑，夹起一块辣椒尝了尝：“不错，挺辣！”这一幕让张仙鹏既羞愧又感动，从此对主席多了份敬爱。 在主席身边的日子，张仙鹏感受到的不仅是领袖的威严，更有如父般的关怀。一次他生病发烧，主席亲自询问病情，还叮嘱医生多加照顾。 主席对子女也常说：“小张他们就像你们的长辈，要尊重。”李敏、李讷等主席的孩子们亲切地喊他“张叔叔”，尤其是李敏，和张仙鹏关系最好。她比张仙鹏小三岁，性格活泼，常常和他开玩笑。有次张仙鹏逗她：“按辈分你得叫我叔叔！” 李敏不服气，跑去向主席“告状”。主席笑着调解：“小张啊，李敏说你只比她大三岁，不肯叫叔叔，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仙鹏挠头傻笑，气氛温馨得像一家人。 1953年，张仙鹏回山东探亲，主席特意叮嘱他写一份家乡的调查报告。回来后，他交上一篇《宫家岛乡调查总结报告》。主席逐字审阅，圈出错别字，还在标题前加上“山东省福山县”，批示：“写得不错，但文字要更通俗。” 这份细致让张仙鹏深受触动，更加努力地学习和观察。 1963年，张仙鹏从湖南返回北京，却得知主席身边的卫士组将大换班。主席问他想去哪里工作，他选择了回山东老家。1964年10月，他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主席。主席特意让卫士拿来砀山梨和饼干，塞给他带回青岛：“给孩子们吃。”张仙鹏强忍泪水，握着主席的手，哽咽地说：“主席，我会常回来看您。” 主席拍拍他的肩：“青岛我还会去的，你也要好好干。” 然而，命运弄人。1965年张仙鹏再来北京，主席身体已不如从前，因白内障手术刚结束，未能深谈。他想和主席合影留念，却因摄影师不在而作罢。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如惊雷炸响。张仙鹏正在青岛家中，听到广播后泪流满面，嘴里喃喃喊着：“主席，主席……”就在这时，电话铃响，接起来是李敏急切的声音：“张叔叔，你怎么还不来北京悼念爸爸？”张仙鹏愣住，随即哽咽回应：“我马上就去！”他连夜收拾行囊，赶往北京。 9月14日，张仙鹏走进人民大会堂的灵堂。毛主席的遗容安详而熟悉，他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站在灵前，低声诉说：“主席，您的小张来看您了……”那一刻，13年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沈阳的那杯热茶、辣椒的误会、调查报告的批改、离别时的叮嘱……他多想再听主席叫一声“小张”，可一切都已成追忆。 张仙鹏走出灵堂，抬头望向北京的夜空。秋风吹过，他仿佛又听到了主席那句：“小张，你要常回来看我。”他擦干泪水，迈开坚定的步伐，心中默默许诺：主席，您的教诲，我会带到生命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