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不去参加中共的一大？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共一大”，陈独秀和李大钊竟都没有去参加。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最最主要的两个创始人，“南陈北李”说的就是他们，李大钊主要在北方活动，陈独秀主要在南方活动，他们共同推进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23日成立。 现在看来，“中共一大”非常地重要，它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其他人都可以有理由缺席，但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不能缺席的，因为这个未来将建立新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政党，就是他们亲手创建的，但现实是，他们二人的确是缺席了！ 为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他们太忙抽不出身，实际上呢，是觉得这场会议并没有那么地重要。 这也不能怪他们，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中国，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党派，绝不是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两个党派，是因为他们后来发展起来了，否则也会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当时，每天新成立的组织数量和散伙的数量一样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短短的几个字，背后却蕴含着无数的艰辛，从1921年开始算起到1949年为止，为建立新中国，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有多少人没能看到胜利的这一天？ 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也怀疑，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咱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直接给出了结论：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梁先生都是这种态度，何况其他人？所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非常地不容易，绝不是简单几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 那么，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去参加中共一大，都在忙活什么大事呢？ 我们先来看看陈独秀。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正在孙中山治下的广东省政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 陈独秀原本是在上海的，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不久后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从上海迁到广州，也邀请陈独秀南下，当时陈独秀还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他也爱搞教育，于是就同意了。 1921年5月的时候，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发起组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快断粮了，没有陈独秀出马还真不行，但陈独秀却说很忙，没空回去。 当时陈独秀正在筹建广东大学的预科，已筹到了一些款子，不过缺口还很大，如果他回了上海，就无法继续筹款，没有钱的话，广东大学的预科就办不了。 之后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和张国焘，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联名信，也是希望他能回一趟上海，主持中共一大的召开，耽误不了他几天时间，开完就可以回广州继续搞广东大学的预科。 然而陈独秀和上次一样，也是拿着“公务繁忙”的理由推掉了。由此可见，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筹建广东大学的预科，比参加中共一大重要得多，最后他让包惠僧代表他去参加了这场历史性会议。 另外一边，李大钊也忙得很。 当时的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七月和八月是学生们的暑假，那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李大钊既要安排学生的考试，还得批改试卷等等。 也许有观众朋友会问，中共一大不是7月23日才召开吗？暑假都开始了，李大钊怎么会没有时间呢？暑假是开始了没错，但李大钊影响力那么大的一个人，并没有空闲的时间，因为他还要讨薪呢。 当时北洋政府把钱都拿去打仗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本来赚得就不多，到处又是花钱的地方，于是把大部分的预算用在了军事上，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工的工资。 教职工也得养家糊口呀，肚子饿空空哪来的力气教书育人？这八所高校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给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尽快发工资。 原本索薪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一位叫马叙伦的教授，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叙伦却病倒了，没有办法，大家就请李大钊出来顶一下，毕竟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这种事儿李大钊也不好拒绝，所以他也是忙得很，每天不是开会，就是和北洋政府的官员交涉，故而没去参加中共的一大，对当时的李大钊来说，讨薪比参加中共一大重要。 最后，李大钊让刘仁静代表他去参加了中共一大。 我们在视频开头说过，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共产党，包括一些中共党员，因为每天都有党派成立和关门，谁也不知道这个党能搞多久，毕竟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28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有几个人可以预见未来呢？没有认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也不足为奇。 在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坚持到最后的只有两个人，即毛主席和董必武，他们一个是长沙的代表，一个是武汉的代表。除了他们之外，有献身革命的，也有脱党或者当汉奸的，例如周佛海、陈公博，早早就脱了党，后来在抗战时期沦为了汉奸，如果他们能预见28年后的中国，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