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被灭，南宋为何没有坚守中原，而是南下定都杭州 临安城头的风雪中，南宋朝廷迎来了最后的时刻。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九日，蒙古铁骑破城而入，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倾覆，重演了一百五十年前北宋汴京陷落的悲剧。时光倒流至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了汴京城，北宋皇帝徽宗、钦宗及整个宗室被押解到苦寒的北方。宋徽宗众多子女中，只有一个人逃过这场灾难——赵构。 这位意外成为皇帝的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屈辱的逃亡之路。金国掳掠北宋后，扶植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然后撤离中原。但不久，张邦昌就将皇位归还给了赵构。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延续了宋朝的香火。 ＂即位后，究竟该把朝廷安置在何处？＂这个问题在南宋初年引发了激烈争论。朝堂之上，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主战派李纲提出了三都制的设想，主张暂时避居南阳，伺机返回汴京；忠臣宗泽则力主直接回到汴京；而主和派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则极力主张向东南撤退。争论的核心是：是坚守中原，还是南迁避敌？ 金兵再次南下，赵构无力抵抗，只得从商丘逃往扬州。在扬州，赵构暂时得以苟安，将其称为＂行在＂，意味着这只是朝廷的临时驻地。然而，好景不长。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人攻打扬州，赵构惊慌渡江，逃到镇江。 在镇江，吏部尚书吕颐浩请求定都建康（今南京）。但御营都统制王渊却指出：＂镇江只能防守一处，若金军从通州渡江，先占据姑苏，又该如何应对？不如选择钱塘，有重江之阻。＂这一建议正合赵构心意，他立即决定＂径趋杭州＂。 赵构的逃亡并未就此结束。建炎三年冬天，金兀术率军南下，发动了＂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军事行动。眼看连钱塘江也无法阻挡金兵，赵构被迫浮海避敌，一路逃到温州，才暂时躲过追击。这场追逐战给南宋朝廷敲响了警钟：扬州、建康都不足以抵挡金兵，只有大海才能成为最后的屏障。 金兵的威胁稍减后，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正式宣布将朝廷安置在杭州。为了体面，朝廷依然称这里为＂行在＂，表明这只是临时的首都，仿佛随时准备北返收复失地。但实际上，此时的南宋朝廷已经开始接受偏安一隅的现实。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在颠沛流离十余年后，终于在杭州站稳了脚跟。赵构正式宣布将朝廷安置在杭州，但在法理上，他依然坚称南宋的首都是开封，杭州只是＂行在＂——临时的朝廷驻地。这种表面上的坚持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南宋已经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偏安生活。 三年后，绍兴十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正式确立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和议规定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赵构称金主为叔父，并每年向金国支付大量的银两和绢帛。从此，南宋的＂守与和＂政策定型，苟且偏安、消极防御的地缘战略思想弥漫整个朝野，再无北伐之举。 为何最终选择杭州而非传统的南方都城建康（南京）？这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考量。建康虽号称＂虎踞龙盘之地＂，但它紧贴长江，防御上存在致命弱点。建炎三年金兵轻松攻占建康的教训，让赵构心有余悸。相比之下，杭州距离长江前线较远，即使金兵越过长江，朝廷也有充足的时间从杭州撤退。赵构曾说过，即便金兵南下，他还可以从杭州坐船入海躲避——＂大海茫茫，金兵想捉住自己也未必那么容易＂。 除了安全因素，经济实力也是定都杭州的重要原因。自唐代起，江南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翘楚。杭州不仅有京杭大运河的便利，还临近海岸，船舶可将两淮江南的商品运往各地，甚至远达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这使得杭州迅速崛起，成为＂万物富庶＂之地。南宋的市舶业（海外贸易）尤为发达，为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弥补了国土损失。 有趣的是，南宋实际上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海战中甚至具有优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船副提督李宝率战船奇袭停泊于山东的金国水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囿于传统的大陆思维，南宋朝廷始终不敢发挥自身航行海洋的强势，从海上大举出击金国。 在传统士大夫眼中，南宋的偏安选择是不思进取的表现。后人感叹：＂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误中原。＂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评价道：＂浙江僻在东陲，湖山间阻，以此争雄天下，势有所难逮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土地才是国家的疆域和战略基地，只有向西北方向开拓才是正途，而非面向东南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