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4岁高龄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突然有100多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激动的朝他奔来，等左宗棠看清楚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大乱、各路割据势力混战，阿古柏盘踞南疆，沙俄趁乱侵吞伊犁，整个新疆眼看就要跟大清说再见。这当口，东边的巴里坤成了清朝最后一块阵地。驻守在这里的，是何琯带着四千兵。 别看这仗名头大，实际上，这四千兵的处境相当惨。粮道断了，外援断了，后方指望不上，前面敌人虎视眈眈，说白了就是靠自己硬撑。时间一长，这帮兵都成了地地道道的“苦哈哈”。有一阵子粮食断绝，真就吃草根、啃树皮、嚼皮带，能嚼的东西都上锅煮。城墙被炮轰塌了，他们就拆营房、扒屋顶补墙。武器用坏了没补给，自己找铁匠修，火药没了，就拆旧枪、自己试配，炸伤好几个兄弟，还是咬牙干下去。 说实话，这种活法，谁能想象？这哪里还是兵营，简直成了荒地上的难民营。老兵们一面种麦子一面守城，种出来的不多，也不敢浪费。谁家多一口吃的都要分给快撑不住的兄弟。十二年啊，这可不是熬一阵子，是漫长的每一天。 至于生病的、饿死的、战死的……最后只剩一百多人活下来。大多数兄弟的名字，全写在一本薄薄的名册上，越写越稀，名字后头空空的，怎么看都让人难受。等到左宗棠大军真的打进新疆，这百来号人，连补丁都遮不住身上破洞了，头发乱、脸上全是风沙和伤疤，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左宗棠一生打了不少仗，这次收复新疆的路可真不算顺。先是东南出兵，粮草得靠胡雪岩筹，清廷里还有人天天喊“放弃新疆，救海防”，没几个人看好这仗能赢。可他认死理，咬着牙也要“塞防海防，两头都不能丢”，就是这股子犟劲，把大军硬是拉到了西域。 到了1876年春天，左宗棠带着湘军翻戈壁，刚刚打下哈密、巴里坤这边。队伍前头尘土飞扬，还以为碰上敌人了，一群人跌跌撞撞跑过来，举着面褪色的龙旗。靠近一看，这哪像兵，身上缠着破布条、腰间别着骨箭，有几个已经瘦得跟柴火棍似的。可他们表情特别激动，也特别坚决，举着那面旧旗，不喊不叫，眼里全是眼泪。 左宗棠下马迎上去，看见这一帮兵，谁也没说话。有人把一本记满人名的名册递过来，纸角全是黑指印和血迹。还有一张卷边的调令，字迹几乎全糊了。左宗棠把名册翻着，指头发抖，问了句：“你们怎么能撑到今天？”何琯憋了半天，才回：“就盼着大帅来，兄弟们说，得撑到大军打回来，不然死都闭不上眼。” 这种场面谁看了能不动容,全队气氛都变了，老兵们红着眼，站那儿一动不动，像是怕一动眼泪就掉下来。这不是普通的“会师”，是两个时代的碰头,一个在路上流血流汗的统帅，一个死守孤城十二年的守将，这种气氛，估计全军一辈子都忘不了。 左宗棠赶紧下令：所有的干粮、药材、棉衣，全先供给巴里坤守军，医官给兄弟们包扎救治，吃食物的时候，没人抢，也没人说话，都是咬着牙一口一口咽下去。 这种坚韧，说白了，只有老一代人能做到。为啥他们能撑？说到底就是一个“信”字，认了一个理就绝不动摇。没人想着升官发财，也没人想着出风头，只知道“不守住，对不起良心”。这会儿回头想想，还真得心服口服。 别看这帮人活得苦，真到了用人的时候，谁都少不了他们。左宗棠很快就明白，这些人绝对不是拖油瓶。守军自告奋勇要当前锋,他们熟悉新疆的山路、河道、要塞，手里还有一大堆自己画的地图。左宗棠问：“你们还想打吗？”何琯直接点头：“只要能打，愿意打头阵！” 果然，后来的几场关键仗，这批人干了大事。大军进乌鲁木齐、达坂城时，正是靠着巴里坤守军指路，走小道，绕过敌军重兵防线，清军推进才那么快。很多老兵自己带路，夜里趴在地上认地形，白天用石头给大军画路线。没有他们，清军得多绕很多冤枉路，付出更大代价。 南疆最难打的几座城，情报也是这帮老兵一点点提供的。有的兄弟后来在攻城时又牺牲了，有的受伤留在军中当屯垦兵。战后，左宗棠特意给朝廷写了奏折，要求给这些人立匾、树碑，把名字都记下来。这不是简单的奖励，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可以说，没有他们死守巴里坤，新疆这仗能不能打下来，真不敢说。 这种精神到底有什么价值？有时候想想，这其实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底气”。国家遇事，有人咬着牙不让，后面的人才能有盼头。左宗棠当年咬牙收复新疆，靠的是远见和魄力，但根上的信心，恰恰来自这些“没人知道的小人物”。没有他们撑着，前方再有能人也白搭。 还有一点让人佩服，守军最后不少人选择留在新疆当屯田兵，扎根边疆。也有人回乡种田、继续过普通日子。风吹过巴里坤、哈密，每年春天“左公柳”发芽，很多当地人都会讲起“那帮守城的清军”。不是谁都能成名，但能把信念留下来，这本身就已经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