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位德国老奶奶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结账时，问服务员是哪里人。服务员说是武汉

80年代，一位德国老奶奶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结账时，问服务员是哪里人。服务员说是武汉人。一听到武汉这地名，老奶奶喜出望外，说：“武汉我熟悉，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这位德国老太太叫卡塔琳娜·弗兰克尔，中文名汪小玲，1917年生在德国柏林。家里是典型知识分子，父亲律师，母亲是作家，家里摆满书，文化氛围很浓。小玲从小脑子灵、好学，尤其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十五六岁已经开始捧着父亲的书琢磨中国历史、地理。 17岁那年，她进了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1934年欧洲正动荡，德国纳粹上台，对犹太裔家庭的压制一天比一天紧。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校内一次活动上认识了一个中国小伙汪殿华。这个小伙子来自江苏常熟，在清华学过化学，跑德国深造，脾气温和，气质里透着中国书生的骨气。两个人一来二去，聊得很投缘，话题从德语、文学，聊到中国的抗战、东西方历史、家庭小事，最后水到渠成成了恋人。 1935年俩人在柏林结婚。那一年她刚刚十八岁，婚礼很简单，家里人起初还有点顾虑，可见女儿执意，最后还是祝福他们。小玲把德国国籍换成中国护照，随丈夫改了中文名汪小玲。很多人觉得她这一跳，跳得大，跳得勇。她当时说，心里其实不复杂，就是觉得中国是丈夫的家，也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1936年，她跟着丈夫从德国一路横跨欧亚大陆，坐火车到上海。这一路，她没喊过一次苦，反而特别兴奋，一路记录所见所闻，写满了厚厚一摞笔记本。 刚到中国没多久，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抗日烽火烧遍东南。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小两口干脆直奔内地，到南京、苏州一带落脚。汪殿华被军政部门请去搞化学防护，汪小玲则主动报名学救护，想给中国做点实事。 1938年，武汉成了抗战指挥中心。那个时候，武汉简直是世界的焦点，大批难民、士兵、物资、外国记者全挤在长江两岸。日军飞机天天轰炸，地面上炮声、哭喊声混在一起。汪小玲以“医官”身份被派往武汉临时医院，她每天跟中国护士们一样，给伤兵消毒、缝合、打针。条件极苦，有时绷带用完了，就撕自己的床单。 她的胆子非常大。一次炸弹落在医院旁边，灰尘掩了整个房顶，别人都趴下了，她爬起来先摸摸身上三样东西：一把小手枪（防身用）、一个装有身份证明的皮包，还有她母亲送的银勺子（随身带的念想）。拍掉灰就继续工作。晚上有空，她会跟伤兵们聊天，有的兵惊讶她会说中文，有的兵流着泪和她握手。她记得有个湖北小伙子，被炸掉半条腿，昏迷时嘴里念叨家乡话，她一句一句哄着，等人醒来，第一眼看见她，居然还笑了。 这种经历不是所有外国人都能有勇气面对。她自己讲，那个时候从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只觉得自己和身边这些中国同事、士兵是一起在撑着命，护着一方百姓。 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纪录片，成了中国抗战史料的一部分。后来不少老兵提起她，都说“德国小玲”，夸她是前线的“国际南丁格尔”。 这时候，汪小玲心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人跟人之间真没什么隔阂，大家都是一样的，苦难面前，手拉手、命换命，友情特别真挚。她后来写信给母亲，说自己这辈子最有意义的时刻，就是在武汉医院忙成团团转的时候。 抗战胜利后，汪小玲没想过回德国。她说她的根已经长在了中国，德国只是童年回忆。她和丈夫在上海、常熟教书，后来调到上海医学院，她学了耳鼻喉科，当了一名正式的医生。她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病人进来，她耐心询问，病人出来，她都要叮嘱几句。有个哑女，是她一针一线治疗好，让人重新开口说话。她对中国同事说，自己永远是个“外来媳妇”，但“心早变成了中国心”。 六十年代起，她开始教外语，在复旦大学成了“德国老太太”。她教过无数学生，最喜欢课后和学生们聊“当年故事”，她怎么躲过炸弹，怎么学中文，怎么带队护理。她喜欢中国饮食，学会了包饺子，给学生送汤圆，还会用上海话调侃学生。每次复旦开舞会，她会第一个上去跳舞，动作比年轻人还麻利。 到了八十年代，丈夫去世，她身体也大不如前，才决定回德国养老。其实，大家都知道，她的心早就落在中国了。在德国养老院里，她的房间墙上贴着中国地图，柜子里放着学生送的中国结、毛笔、茶叶罐。她常说：“等中国有活动，我还想当翻译，再为中国做点事。” 那次她在中餐馆和武汉小姑娘对话，其实是她内心的“小骄傲”，一提起武汉、抗战，她的眼睛会发亮。她不光是一个德国老太太，更是中国抗战史里不可忽视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