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捕后，派谁稳定上海局势？叶剑英点将一位开国中将 “上海必须稳住，你看谁去合适？”1976年10月6日夜，叶剑英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紧，话筒里传来华国锋略显沙哑的声音。此时距离“四人帮”覆灭仅过去12小时，南京军区招待所的台灯下，廖汉生刚合上《资治通鉴》，突然响起的专线电话铃让他的茶杯在桌面上震出细密波纹。 当历史定格在这个惊心动魄的秋夜，党中央对上海局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盘踞着“四人帮”苦心经营十年的政治网络，仅民兵指挥部就掌控着十万武装力量。有意思的是，就在半年前，廖汉生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那次惊心动魄的正面交锋，早已为今日的临危受命埋下伏笔。 1976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京西宾馆会议室里飘着呛人的烟味。江青戴着金丝眼镜，指尖重重敲击着会议桌：“南京火车站的政治标语怎么回事？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坐在对面的廖汉生腰板挺得笔直，军装上的风纪扣严丝合缝。当江青突然打断汇报厉声斥责时，这位开国中将猛然起身，军靴后跟相碰发出清脆声响：“报告！今天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工作中有错误可以检查，但绝没有欺负他人。”全场静得能听见茶杯盖的震动声，张春桥手中的钢笔在记录本上划出长长墨痕。 这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胆魄，源自廖汉生特殊的政治履历。1967年那个飘雪的清晨，当专案组闯进北京军区大院时，他正在书房抄写《矛盾论》。被囚禁的五年里，这位贺龙麾下的猛将把禁闭室变成了书房，精装本的《史记》被他翻得卷了边。1972年某个闷热的午后，看守撕下墙上翻卷的林彪语录时，廖汉生盯着墙皮剥落的痕迹突然笑出声——这种敏锐的政治嗅觉，正是多年军旅生涯锤炼出来的本能反应。 南京军区的工作远比想象中棘手。邓小平那句“你过去是有角的”嘱咐犹在耳边，廖汉生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惊动了整个机关大院。他发现军区领导们分散在全城各处住宅办公，一份加急电报竟要跑遍半个南京城。“文件送家里，秘书住家里，这怎么行？”在第一次党委会上，廖汉生把茶杯往桌上一顿，“从明天开始，所有人必须到机关上班，病号也得给我挪到病房看文件！”会后第三天，原本冷清的军区办公楼突然车水马龙，连住院的老将军都挂着吊瓶出现在办公室。 不得不说，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在1976年的清明节迎来严峻考验。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带着“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标语驶入南京站，王洪文的电话直接打到军区值班室：“立即清洗车厢，抓捕涂鸦分子！”廖汉生握着话筒沉默三秒，转头对作战部长说：“通知车站，给列车加足饮水和食品。”这个看似平常的指令，让蓄势待发的上海民兵扑了个空。 历史总在关键时刻显露出黑色幽默。当“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时，他们没想到廖汉生使了招“明修栈道”。借着冬季野营拉练的由头，第60军的坦克悄悄向苏州方向移动，第1军的炮兵在杭州湾展开战术演练。这些调动完全符合军事训练规程，却在不经意间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10月12日深夜，当徐景贤等人准备打开武器库时，发现每个仓库门口都站着两个班的野战军士兵——他们三天前就以“协助看管重要设施”的名义进驻了。 南京军区大礼堂的穹顶下，八百名将校军官屏息聆听中央文件。当念到“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时，前排的老将军突然起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震得吊灯哗哗作响。廖汉生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军礼，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雪夜——被带走时，他特意把将星肩章擦得锃亮，因为他坚信终有一天要戴着它们重回战场。 当黄浦江的晨雾散尽，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已然尘埃落定。廖汉生用二十天时间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十万民兵解除武装，二百余处要害机关平稳交接，上海街头甚至没出现一道铁栅栏。叶剑英后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感慨：“选将如用药，对症才能见效。”而历史给出的药方上，赫然写着“党性、胆识、智慧”三味猛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