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永贵大叔不喜欢吃喝，生活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 这位国务院副总理的烟盒里永远装着三毛钱一包的“三七”牌，任谁递上中华牡丹，他摆摆手照旧点燃自己的老伙计。 烟雾背后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刻着山西昔阳黄土地的印记——1914年寒冬，小南山村的土窑洞里传来男婴啼哭，取名陈永贵的孩子自此与贫穷死死捆绑。 太行山的石头硌得人脚底生疼，陈永贵却踩着它们走了大半辈子。父亲早逝迫使他扛起扁担，天未亮就蹚过坑洼山路去集市卖粮换盐。 少年掌心磨出的老茧比铜钱还厚，可眼睛亮得像打谷场上的铡刀。 1948年共产党旗帜插进昔阳县城时，这个34岁的长工把名字写进党员名册，转身带着大寨乡亲把地主田契扔进火堆。火光映着他喊出的话：“地是命根子，咱自己攥紧了才活得成！” 当村支书第一年他就敢想敢干，1953年春寒料峭，陈永贵蹲在山梁上捏把土嚷道：“山是石头山，沟没三尺平？那就劈山！” 十年治山治水计划从他嘴里蹦出来，吓得老农直嘬牙花子。可这个倔汉硬带着男女老少扛石头垒堰，肩膀磨出血泡混着泥沙结成痂。 最险的狼窝掌沟需要填土造田，村民往返十里山路挑土上山，扁担压断七百多根！后来人民日报记者看着层叠梯田惊叹：“万里千担一亩田，大寨人骨头比石头硬！” 1963年暴雨冲垮全村房屋时，陈永贵抹了把脸站在废墟上吼出“三不要三不少”——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但交公粮、留种子、保口粮一颗不少。 县里干部急得跺脚：“老陈你逞什么能！”他卷起裤腿跳进泥浆：“冲了窑洞还有手，塌了田地再开荒！”年底粮仓堆满玉米那晚，全村人听见他蹲在谷堆旁抽了半宿烟，烟头亮得像星星。 北京来的调令打破虎头山的宁静，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握住他开裂的手说：“永贵同志，请你当副总理管全国农业。” 住进钓鱼台国宾馆那晚，陈永贵盯着水晶吊灯失眠了。服务员清晨推门吓了一跳：副总理正蹲在地上搓洗衣服，嘴里嘟囔着“电灯整宿亮着太费公家的钱”。 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高官，他坚持不转城市户口，全家口粮仍靠大寨工分兑换。 有次外宾来访，秘书急得翻箱倒柜找呢子外套，他却裹着对襟褂子就往人民大会堂跑，白头巾在鎏金柱子间晃得扎眼。 政治局学习会成了他的噩梦，王洪文念《哥达纲领批判》时，陈永贵盯着“费尔巴哈”四个字冒冷汗。 唯独在毛泽东特批的“三三制”工作法里，他回到大寨抄起锄头才活过来。梯田里劳作的社员们招呼：“永贵大叔，中央还让您下地啊？”他抡起镢头大笑：“官帽再大能比草帽舒坦？” 1980年秋叶飘落时，陈永贵默默摘下副总理头衔。搬出四合院那日，行李只有两麻袋：一袋补丁衣服，一袋没抽完的三七牌香烟。 六年后的肺癌病房里，他咳着血丝对儿子说：“别办追悼会，别给国家添负担。” 花圈挽联在春风里翻飞，某条落款模糊的带子上写着：“管过八亿人饭碗，抽着三毛钱香烟”。 信源： 中国政府网《陈永贵》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