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一个人急匆匆赶来，说他愿出三倍价钱买下来。 1921年的中国，北洋政府日子不好过。军阀打来打去，国库早就空了，别说发工资，连吃饭钱都得东拼西凑。那时候的北京，政府大楼里官员们天天唉声叹气，财政赤字像个无底洞。北洋政府管着故宫，里面堆满了从明清传下来的档案，记录着政务、皇帝的命令、大臣的奏折，等等。本来是国宝级的东西，可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占地方的废纸。于是，教育部拍板，把内阁大库里的8000麻袋档案以4050银元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准备拿去化浆造纸，换点小钱花花。 这8000麻袋档案可不是随便的破纸。里面有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历史记录，比如朝廷的决策、官员的秘密报告，甚至还有外国使臣的来信。要是真被毁了，后人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得抓瞎。可惜，当时没几个人意识到这点，政府只想着赶紧填补窟窿。 就在档案要被扔进化浆槽的前一刻，罗振玉出现了。罗振玉是江苏淮安人，生于1866年，是个研究古文字和历史的牛人，尤其擅长甲骨文和古籍整理。他不是头一回跟这些档案打交道。早在1909年，清政府想烧掉内阁大库的档案，他就站出来拦着，还把它们装进8000个麻袋，运到国子监保存。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他跑去日本搞研究，1919年才回国，住在天津。 1922年初，罗振玉来北京办事，在琉璃厂逛古玩市场时，眼尖地发现摊上有洪承畴的揭帖和高丽国王的贡物表。这两样东西可不是随便能见到的，他一查就知道是内阁大库的货。他赶紧问摊主哪来的，摊主支支吾吾，最后才说是从同懋增纸店弄来的。罗振玉一听，心都凉了半截，立马赶到纸店。 到了那儿一看，麻袋堆得乱七八糟，有的已经被拆开，工人正往水槽里倒纸张，眼瞅着就要全毁了。罗振玉急了，找到店主说啥也得停下来。他跟店主讲这些档案有多重要，可店主不吃这套，直接狮子大开口，要12000银元——整整三倍的价钱。罗振玉没犹豫，咬牙答应了。 筹钱救档案 12000银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罗振玉家底虽然不错，但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他跑回天津，把自己收藏的古书、字画、铜器全掏出来，找古玩商估价卖掉。光这还不够，他又写信给朋友借钱，尤其是跟金息侯借了不少。几天时间，他跑断了腿，终于凑齐了钱，带着12000银元回到纸店，把剩下的档案全赎了回来。 这8000麻袋里，有1000麻袋已经毁了或者散了，但好歹还剩7000多麻袋保住了。罗振玉没歇着，租了个仓库，把档案运到天津。他自己上手，把受潮的纸张摊开晾干，用毛笔抄下模糊的字迹，还请了助手帮忙整理，分门别类地把政务记录、谕旨啥的收拾好。 整理这些档案可不是轻松活儿。罗振玉花了好几年，陆陆续续出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里面收了不少珍贵史料。他还得不停卖自己的收藏品填补开销，家里人看他这么折腾，都抱怨他拿钱换了堆“废纸”。可他不这么想，觉得这些东西值千金。1924年，他写遗嘱时提到，自己欠了四万块钱债务，其中一万是借来买档案的公款。他叮嘱家人卖藏品还债，足见他有多豁得出去。 1933年，罗振玉在旅顺开了个大库旧档整理处，继续干这事儿。后来，这些档案被交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总算有了个好归宿。它们成了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材料，不少学者靠着这些资料写出了大部头的研究。 罗振玉1940年在旅顺去世，活了73岁。他救档案的事儿让人佩服，但晚年他有些政治选择挺有争议，比如跟伪满洲国扯上关系。这点咱就不多说了，毕竟人无完人，功是功，过是过。他的贡献在于，凭一己之力保住了这些档案，不然今天的历史书可能得少好多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