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恶贯满盈”的特务，41岁逃到台湾，84岁回乡赞扬共产党。
1992年的春天，84岁的毛森在儿子的搀扶下，缓缓步出上海虹桥机场的通道，结束了他在异国他乡的漫长岁月。这次归程，意义非凡。他回到家乡浙江江山县界牌乡，站在江郎山下，轻抚着那块刻有“还我河山”的石碑，低声呢喃：“我终于回来了。”
在随后的家乡欢迎宴会上，他举杯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由衷赞叹：“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席间，他慷慨地将多年的积蓄捐赠给家乡的学校和图书馆，这份善举第二天便完成了捐赠手续。
毛森的儿子毛建光，一位在美国的学者，自80年代起便频繁往返于大陆与美国之间，每次探亲都带回家乡的变化：新建的学校，翻新的集市，以及成为旅游景点的江郎山。这些信息，他都悉数告知父亲。起初，毛森只是默默点头，后来，他主动让儿子带钱回乡。
自1958年定居洛杉矶后，毛森最初几年隐姓埋名，过着平静的生活，几乎无人知晓他曾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官员。他常在家中凝视地图，墙上贴着中国地图，江山的位置被特意圈上红圈，这片土地始终是他心中牵挂的故土。 在前往美国之前，他在冲绳住了三年，更早之前则在香港躲避风头。他在台湾的时光不到十年，因政治派系斗争而被边缘化，1950年更遭到通缉，被迫逃亡。
1949年5月24日深夜，毛森从上海警局的后门悄然离开，登上了一艘开往厦门的船。他只带了几份文件和少量私人物品，他知道，这一走，便与上海这座城市诀别。他是军统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之一。解放前夕，他负责处理上海的“异己分子”，短短几天内签署了数十份处决令，其中包括浦东戚家庙十二名地下党员和交大教授穆汉祥等。据统计，这段时间内，被处决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超过400人。在此之前，他在上海生活多年。抗战时期，他指挥特工队炸毁日军军火库，暗杀亲日分子。1942年，他在上海组建行动队，两次被日军逮捕，却始终坚守秘密，经受住严刑拷打。军统内部对其评价甚高：“头脑灵活，胆识过人，手段强硬。”
毛森进入军统系统，源于在浙江警官学校结识戴笠，从此平步青云。他出生于江山县界牌乡，父亲务农，靠着辛勤劳动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5岁才开始上学，借用同乡的文凭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通过关系进入警界，最终进入军统。他20岁离开家乡后，便再未回去，与家人通信也使用化名。一生中，他公开承认的亲属只有两个儿子。儿子是他一生的骄傲，也是他晚年唯一的慰藉。他从未向家人透露在上海的经历。直到他决定回乡的那一刻，毛建光才从老信件和照片中拼凑出一些线索。
回大陆后，毛建光向有关部门申请，最终获准以私人身份回乡探亲。站在江郎山脚下，看着自己五十多年前亲手刻下的“还我河山”四个字，毛森久久无语，无人知晓他当时的心境。回美国几个月后，他病倒住院，五个月后在洛杉矶与世长辞。他的遗嘱很简单：墓碑朝向太平洋西岸，刻上“浙江江山毛森”八个字。乡亲们说起他，语气平静，学校门口立着他捐资修建的纪念碑，碑文上没有他的身份，只写着“旅美华侨毛森，捐资助学”。知晓他过去的人不多，更少有人提及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一生，从界牌乡出发，走遍半个中国，最终又回到家乡山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