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几天没有上班，待同事赶到他家中查看，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说起陈掖贤，就得先讲讲他的母亲赵一曼。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面旗帜，生于1905年的四川宜宾，原名李坤泰。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她化名赵一曼，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打起仗来英勇无畏，被战士们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她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日军对她严刑拷打，可她硬是一句话没漏。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黑龙江珠河县被杀害，年仅31岁。临死前，她留下一封遗书给7岁的儿子陈掖贤，叮嘱他要坚强，别忘了母亲是为国家牺牲的。这封信，后来成了陈掖贤人生里最沉重的烙印。 陈掖贤，1929年出生于湖北宜昌，小名叫宁儿。他两岁时，母亲把他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自己去了东北抗日。从此，他再也没见过母亲。1936年母亲牺牲后，父亲陈达邦被派往法国工作，后来再婚，对陈掖贤关心不多。小小年纪的他，只能跟着伯父生活。 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陈掖贤过得并不开心。寄人篱下的日子让他变得内向、孤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姑姑陈琮英找到他，把他接到北京，安排他进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才算有了点转机。作为烈士子女，他享受了不错的待遇，可这也成了他心里的负担。 1956年，陈掖贤从人大外交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教政治课，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他讲课讲得好，学生都喜欢听，可他自己却总觉得不踏实。作为赵一曼的儿子，他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大家期待他能干出点名堂。他却不愿意领烈士子女的抚养金，觉得母亲的牺牲不是钱能衡量的。 工作上，他努力证明自己，可生活里却一团糟。他和学生张友莲结了婚，但俩人性格不合，加上经济压力大，婚姻很快就崩了。离婚后，张友莲精神出了问题，住院治疗，陈掖贤心里更堵得慌。 1960年，国家日子不好过，陈掖贤的生活也跟着紧巴巴。他爸陈达邦看他可怜，带他去政协礼堂餐厅吃了顿“红烧狮子头”。这顿饭对他打击不小，他觉得自己占了特权，和党“与人民共患难”的教导背道而驰。从那以后，他老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内心的挣扎越来越重。 到了文革，学校解散，他被调到第六机床厂干活，日子更苦了。父亲陈达邦被打倒，他替父亲喊冤，结果自己也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隔离审查。那几年，他受尽折腾，精神状态早就垮了。 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在家自缢身亡，53岁。他为啥走到这一步？没人能给个准话。但从他这一辈子看下来，估计是长期的心理压力、家庭破裂，再加上经济困难，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母亲是英雄，可他却活得像个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还苦。社会对他的期待，家庭对他的冷漠，还有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可能是逼他走上绝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死，不光是个人悲剧，也让人忍不住想问：英雄的后代，到底背了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