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谱牒双璧：《百家谱》《南族谱》与高门士族门第秩序建构 南朝的士大夫们相继编纂了多部《百家谱》和《南族谱》。这《百家谱》是专注于记录约百家侨姓高门士族的谱系，属于“氏族谱”的范畴。 而《南族谱》和《东南谱》则是专注于记录吴姓高门士族的谱系，虽然叫法不一样，但它们同样属于“氏族谱”。 《百家谱》所涵盖的士族，主要是那些从中原地区南迁的士族，也就是唐代谱学家柳芳所指的“侨姓”士族。 然而，这样的描述尚不够精确，因为即便在士族内部，也存在着等级高低之分。 陈寅恪提出，两晋之际南迁之北方士族分为“上层阶级”(高等士族)和“中层阶级”(次等士族)。 《百家谱》以“百家”为名，不可能包含一切士族，必然要有所选择。 鉴于士族分为“高门”和“次门”，《百家谱》当仅著录侨姓高门士族谱系。 《姓氏簿状》又名《十八州士族谱》，是贾弼“广集众家，大搜群族”而成，“甄析士庶无所遗”，当包含江左境内各州郡士族。 而刘湛仅取其中“百家”，盖侨姓高门士族在南朝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突出，于选举工作最具参考价值。 南朝高门甲族子弟的中正品号称“门第二品”，他们因门第之故在选举中享有特权，故将他们的谱系汇集成谱书合乎情理。 刘湛之后，王俭、傅昭等人，亦撰次《百家谱》作为选举参考;任选或参选者，亦必“该综百氏”。 南朝《百家谱》的编撰，本出于“助铨序”的目的，但因其仅著录侨姓高门，实际上起到了认定侨姓高门士族、区别“高门”与“次门”的效用。 东晋贾弼《姓氏簿状》、梁代王僧孺《十八州谱》，作为著录各州郡士族著姓谱系的“天下氏族谱”，具备更完全的甄别士庶的功能。 将《百家谱》与《十八州谱》配合比照，可令南朝士庶阶层的划分清晰起来，呈现出“高门”、“次门”和“役门”的门第秩序。 “晋、宋之间士庶区分已经凝固”，“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实，晋宋之际不仅士庶区别趋于凝固，士族内部高下之别也渐趋凝固。 《隋书·经籍志》称谱系文献“齐、梁之间，其书转广”，正是晋宋以降江左阶层固化的反映。 或者说，这是当时士族阶层有意固化士庶之别，高门士族有意固化“高门、”“次门”之别的表现。 南朝10部《百家谱》的相继出现，即有着划分士族“高门”、“次门”的效果和功能。 不过，随着南朝政治的兴衰演变，“高门”与“次门”之间并非全无流动，侨姓士族内部也存在着兴衰升降。 上引颜之推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学人或以为“经过东晋至南朝二百多年的增修，仍是原来的百家不变”。 然而，《南史·王僧孺传》明确称梁代王僧孺改定《百家谱》，“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 显然，宋齐时期《百家谱》当载有“雁门解氏等九姓”，至王僧孺修谱，则以“范阳张氏等九族”替代此九姓。 可见，“百家”先后发生过变化，而这正是南朝侨姓高门士族升降之反映。 南朝时期，士族内部存在着兴衰升降:“高门”失势，婚宦失类，可能降为“次门”;而“次门”凭借功勋获取朝廷高官要职，进而完成家法门风转型，则可晋升为“高门”。 除兰陵萧氏外，侨姓次门士族或地方豪族，晋升高门士族者，还有河东柳氏柳世隆支、彭城到氏等。 侨姓高门士族的升降，无疑会反映于南朝诸部《百家谱》中。 除王僧孺《百家谱》中存在士族更替外，诸部《百家谱》卷数的变化，亦可略见端倪。 宋代刘湛始撰《百家谱》二卷，齐、梁二代《百家谱》卷数则大体呈递增趋势。 这恐怕不单是时代发展导致士族谱系增长之故，亦当有“百家”先后调整变换的因素。 《百家谱》与《南族谱》并行，是南朝时期侨、吴士族并立的反映。 《百家谱》《南族谱》的编撰，主要是为选举提供参考；但《百家谱》《南族谱》分别著录侨、吴高门士族，实质上起到了认定高门士族的功能。 它们与甄别各州郡士族的《十八州谱》相互配合，大致将南朝士庶划分出“高门”、“次门”和“役门”三个门第阶层。 在南朝时期，记录了众多家族谱系的《百家谱》数量达到了顶峰，这恰恰体现了当时高门士族为了保持自己家族门第的差别和优越性所做出的努力。 这些家族谱系的编纂，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一种记录，更是对家族地位的一种象征和维护。 《百家谱》中所收录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少更替的情况，这些更替现象实际上揭示了士族内部的兴衰和地位的升降。 一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衰落，而一些新兴的家族则可能因为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而崛起，从而取代了旧有的家族地位。 这种家族谱系的动态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映射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