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最终结局。 都说文章憎命达，这话搁在唐宋八大家身上，竟有几分残酷的贴切。这八位文坛巨匠，以如椽巨笔搅动时代风云，可他们人生的谢幕，却大多裹挟着无奈与遗憾，就像一卷被风雨打湿的宣纸，墨迹淋漓处，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先说唐朝的韩愈。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一生都在和命运较劲。谏迎佛骨时，他敢在朝堂上直言“佛不足事”，气得唐宪宗差点砍了他的脑袋。虽然后来被贬到荒蛮的潮州，他却没闲着，兴修水利、驱鳄除害，硬是把瘴气弥漫的岭南之地，变成了教化一方的沃土。可等他好不容易回到长安，却已病入膏肓。长庆四年，韩愈在长安家中离世，临终前还攥着未完成的文稿，嘴里念叨着“古道不存，文何以传”。他用一生捍卫儒家正统，却终究敌不过岁月侵蚀，留给后世的，是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还有那“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孤勇。 柳宗元的结局，更是让人扼腕。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转到柳州。柳州比永州更偏远，毒蛇猛兽横行，百姓困苦不堪。柳宗元没有自暴自弃，他推行教化，解放奴婢，凿井开荒，甚至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补贴百姓。可长期的贬谪生活，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四十七岁那年，他在柳州任上去世，临终前给好友刘禹锡写信：“人生至此，唯愿文章留世，不负平生所学。”他的灵柩运回长安时，柳州百姓扶老携幼，哭送百里，这位“柳柳州”，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他深爱的土地上。 到了宋朝，欧阳修的晚年倒多了几分从容。这位文坛盟主，一手提携苏轼兄弟、曾巩等后辈，把北宋文风引向正途。可宦海沉浮多年，他也累了。六十五岁那年，他连上十三道奏章，终于获准退休。回到颍州后，他自号“六一居士”，在西湖边修了座房子，每天读书、写诗、钓鱼，倒也逍遥自在。不过病痛还是找上了他，最终在颍州家中安详离世。临终前，他抚摸着自己编修的《新唐书》，笑着对子孙说：“我这辈子，写文章、育人，也算没白活。” 苏轼的一生，堪称跌宕起伏的传奇。“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被贬黄州时，他种地酿酒，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被贬惠州，他发明“烤羊脊”，还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贬儋州，他在天涯海角开办学堂，把文化的火种播撒在蛮荒之地。宋徽宗即位后，他终于获赦北归，却在途中染病，卒于常州。弥留之际，他对好友钱济明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这位豁达的“东坡居士”，用乐观豁达的态度，把苦难的人生过成了诗。 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时，鬓角已经斑白。他的文章被欧阳修推崇备至，可仕途却不顺遂。嘉祐五年，苏洵在开封病逝，没能看到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坛大放异彩。苏辙历经五朝，宦海沉浮，晚年隐居颍川，闭门著书，相对安稳地活到七十四岁。曾巩一生勤恳，在地方任上兴修水利、治理盗贼，深受百姓爱戴，最终在江宁任上去世。王安石推行变法，掀起滔天巨浪，虽然后来变法失败，他退居江宁，寄情山水，但内心始终不甘。六十八岁那年，他在江宁病逝，临终前望着窗外的梧桐，喃喃自语：“变法虽败，初心不改。” 唐宋八大家，有人在贬谪中坚守初心，有人在斗争中抱憾而终，有人在归隐中寻得安宁。他们的文章照亮了千年文坛，可他们的人生，却各有各的无奈与挣扎。这不禁让人感慨，或许正是命运的跌宕，才让他们的文字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