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陈毅听说，国军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带着4个孩子流浪街头，心生不忍，连忙指示：给她安排一栋房子吧！ （信息来源：上观新闻--谢晋元之子眼中的父亲母亲） 1949年夏天，上海刚解放不久，局面还很乱，城市安顿、市民稳定、敌特渗透，陈毅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无数紧急事宜，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一封信，信封普通，落款是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这封信没有哀嚎、没有哭诉，只是简短几行字，请求给她和一些“谢团长的旧部”安排个住处，陈毅看完之后，抬头就说了一句话：“给她安排一栋房子吧。” 这不是形式上的表态，他真的停下了所有正在处理的事务，亲自过问、亲自批示，还专门派人去核查信中所述的情况是否属实，有人在旁边劝他：现在上海局势这么紧张，时间应放在剿特维稳上，这种民间求助等一等也没关系。 但陈毅摇了摇头，他说，八百壮士的事，谁都记得，谢晋元是抗日的，牺牲的是我们的民族脊梁，今天他不在了，他的家人如果还要流浪街头，那我们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脸面说“人民的政府”，这是上海战后第一起，由市长亲自拍板处理的个人安置请求。 他不仅下令将一栋三层洋楼腾出来给这位凌维诚居住，还把楼旁六十多亩的空地一并划给了她和老兵们，同时附上一道书面命令，手写批条送到她手中，明确指出“房屋、墓地、费用，一切无忧”。 这不是怜悯，而是对一个时代价值的肯定，在那个变天的关头，他用这份回应，立起了新世界的态度。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谢晋元的遗孀”，可在她身上，真正被低估的，从来不是“夫人”这两个字。 她出生在上海，学音乐出身，拉得一手小提琴，家中三姐妹她最伶俐、最果敢，本可以嫁个富商，继续过衣香鬓影的日子，但她偏偏选择了谢晋元——一个当时还没有显赫头衔的军官。 家人并不看好，母亲反对得很明确，军人是漂泊不定的命，今天在南昌，明天就去了北平，将来一旦上战场生死难料，而她却笑着说：他身上有一股别人没有的东西。 婚礼办在汉口，宾客寥寥，戒指是谢晋元用几个月薪水换来的银质对戒，几年后，战争真的来了，谢晋元让她带着孩子回蕉岭老家避战，而他自己孤身回到了上海，准备浴血奋战。 她独自带着孩子，守着年迈公婆、种田、劈柴、养家。饭桌上从来不够碗筷，但从没缺过一个孩子的饭，谢晋元牺牲后，她几近崩溃，可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老人的药碾好。 有人劝她改嫁，有人说孩子太多太苦，她一笑带过，最穷的时候，她把仅有的翡翠耳环送进了典当行，换来的钱买了米面，还送给了几个谢晋元的老部下，她说，我是谢家的女主人，那些老兵，谢晋元不在了，我替他照应。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人人都说“八百壮士”名震天下，可真正被记住的，往往只是喊口号时的那一声呐喊，那些活下来的人呢？ 那些从四行仓库撤下来、后来退入租界、再被软禁、再释放的孤军们，又去哪了，没人问，但凌维诚记着。她没把丈夫的死当作结束，而是把那群幸存者也当成谢家的“延续”。 最初，她拉着他们几个人办了家叫“四行孤军服务社”的小作坊，做肥皂、做缝纫，想靠自己谋生，可战乱年代谁顾得上这些？ 铺子很快关了门，她索性让老兵们一起住进一栋荒废洋楼，条件差，屋顶漏水，窗子是纸糊的，墙上爬满霉斑，但能挡风遮雨。 后来人越来越多，从五人到几十人，全靠彼此帮衬，有人去搬运码头、有人去卖报、有人洗衣服，微薄的收入再一起分摊，就这样熬过了几年。 1949年，局势变化，她的信送达陈毅，房屋与墓地一同归她管理，她没有独占，更没有圈地做生意，而是继续把洋楼底层出租补贴开支，上层留给老兵养老，每个月她自己只留微薄生活费，剩下的都给了那些伤病缠身的老战士。 陈毅说，她这一栋房子，帮共产党省下了一笔安置费不说，还让新上海少了几十个流浪汉，可她从来没这么想过，她只记得一句话，谢晋元说，战后要把他们一个个接回家。 谢晋元死得蹊跷，这事很多人心里都清楚，孤军营当年被日伪盯上，他又刚好是抗战象征人物，被软禁多年却一直拒不妥协，有人不满，有人被收买。 杀他的人说什么“吃不饱饭”，可当年账目月月公布，伙食费清清楚楚，有人还记得，那把刺杀用的匕首，不是营里有的，是那几天演出剧团留下的，杀人是蓄谋的，背后有手。 谢晋元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他早年写给妻子的信里就说过：“我若不在了，你要替我照顾好这些人，”她记住了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抗战胜利后，她没去争功、没去求名，而是把租界那片地继续圈着，给老兵搭棚、建简屋，收点地租贴补生活，每个月她亲自把钱分下去，谁家有病、有孩子、有急用，她都清楚。 改革开放后，政府要修纪念园，她点头答应，但坚持一点：她要和谢晋元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