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已婚10年的梁启超，爱上20岁女秘书，求妻子成全，妻子应允，一句祝福却让他寒意顿生，随即决意分手。
庚子年，梁启超与李蕙仙缔结百年之好已届十年。十年间，李蕙仙始终追随丈夫，从南粤故里到燕京，再到扶桑列岛，她不仅料理家务，悉心照料公婆，更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从不埋怨生活的艰辛，只盼望丈夫能安心为国效力，她深知丈夫胸怀家国大志，她所能做的，只是默默支持。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独自一人前往山姆大叔的国度。初到异乡，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生活诸多不便，让他一度陷入困境。这时，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何蕙珍，一位出身侨民家庭的女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中英文，且对中国局势十分关注。
何蕙珍协助梁启超处理各种事务，从翻译到书信往来，两人接触日益频繁，彼此欣赏。她敬佩他的才华和抱负，他也被她的聪慧和温柔所吸引。日久生情，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情感，梁启超内心挣扎。他意识到自己已婚多年，婚姻于他而言，更多的是责任和承诺，而非朝夕相处、情意绵绵。而何蕙珍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理解。
最终，他决定将此事告知远在日本的妻子。他倾吐衷肠，恳求李蕙仙的谅解，希望她能成全他和何蕙珍。信中，他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情感，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李蕙仙收到信后，心绪万千。十年来，她早已将家庭的命运与梁启超紧紧相连。她既感意外，又觉心寒。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如今却换来丈夫的变心，但她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责备，她认为，既然对方已决意离开，苦苦挽留毫无意义。
她提笔回信，语气平静，没有哀求，没有指责，只表示如果丈夫真的决定另觅佳偶，她愿意成全。在信尾，她提及一事——她会将此事告知梁父，由长辈裁决。信中用词克制，但态度坚决。她既不阻拦，也不放手，将决定权交给了梁家的家规和父亲的权威。
梁启超看完妻子的回信，后背一阵冷汗。他深知父亲对家规和名声看重，一向严厉，从小对他的教育就非常严格，家风清正，不容许丝毫差错。他预感到，若父亲得知他要离婚另娶年轻女子，定会勃然大怒，彻底否定他的行为，这在父亲看来，是失德、违背家训，有损梁家声誉。
妻子的回信如同明镜，让他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平日里提倡忠义和自律，若在私德上有所瑕疵，将会影响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他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能只顾及个人情感，更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
他开始反思这段感情是否值得他放弃十年婚姻和家庭。他明白，这份情感确凿无疑，但问题已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事，它关乎家族、责任，以及他一生的名誉。
最终，梁启超决定与何蕙珍结束这段感情。他向何蕙珍说明情况，这段情缘无法继续。他明白，何蕙珍的真诚，不能成为他违背原则的理由，他必须为自己，也为家庭，划定界限。
何蕙珍对这段感情投入至深，遭受打击后，她选择远离情爱，终身未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化事业中。她与梁启超未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她的选择也体现了独立和自尊。
此后，梁启超更加谨慎地处理个人事务，他意识到责任不仅体现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和文章，更体现在最私密的抉择中。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多次探讨家庭、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关系，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深刻领悟了何为真正的担当。
李蕙仙继续留在梁家，操持家务，并安排侍女为梁启超生育后代，梁家后代多人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也侧面证明了她的付出和智慧。
这封信没有改变历史进程，却让一个男人重新审视自我，它不仅是祝福，更是一记警钟，让他最终回归家庭和责任。这个选择让他失去了一段感情，却保全了人格的完整和家族的稳定，于梁启超而言，这才是丈夫和父亲应有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