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那个在加拿大医学界享有盛誉的胸外科专家，最终选择放弃安稳的生活，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为了救治八路军伤员，他不畏艰难，甚至甘愿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1939年，在河北黄石口村，他因抢救伤员感染败血症去世，一个外国医生，背负着国际主义信仰，选择投身战火，最终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白求恩的医学成就，让他在西方世界名声显赫，他发明的“人工气胸疗法”和数十种手术器械，使他成为了当时胸外科的权威，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白求恩的名字几乎是医学界的代名词。 但尽管在医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疗体制深感失望，资本主义医疗的目标，是利润，而不是患者的福祉。 他多次公开批评，“医生以赚钱为目的，简直是耻辱。”他反对贫富悬殊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医疗福利。 1935年，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这一决定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他开始深入研究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认为医疗应该是全体人民共享的，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 他的目光从国内转向了国际，尤其是西班牙内战，他在西班牙援助反法西斯战争，亲眼目睹了法西斯暴行。 在战场上，白求恩发明了流动输血站，为数千名伤员送去生命的希望，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战争可以打倒法西斯，但只有国际联合，才能彻底打赢这场战争。”他决心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当时的中国，正陷入日军的侵略，1937年11月，白求恩在洛杉矶参加一个晚宴，遇到了陶行知。陶行知向他讲述了中国红军的困境，尤其是缺乏医疗援助的问题。 他告诉白求恩：“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医疗援助。”这一句话触动了白求恩的心弦，加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信仰。 斯诺在书中提到，延安是中国的希望，而白求恩也深信，自己必须去延安，他没有选择留在西方安逸的生活，而是毅然决定前往中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在中国，白求恩的任务是让中国的抗日军队拥有一支更强的医疗力量，毛泽东在与他会面时，提出了一个目标：“救活75%重伤员。”白求恩回答：“我愿意以生命践行。”他没有因为环境的艰苦而退缩，反而以此为动力，投入到医疗救援中。 白求恩的医疗队在冀中前线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他设计了可以拆卸的“卢沟桥药驮子”，这项发明使得医药和器械可以更加高效地运送到前线。 他还创办了“模范医院”和“特种外科医院”，为伤员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救治。他不仅完成了300多台手术，还通过编写《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培训了200多名医护人员，为中国红军的医疗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白求恩的工作不仅仅是给伤员治疗，更在于将战地医学与实际环境紧密结合，他发明了“毕普药膏”，一种有效治疗战伤感染的药膏，这些创新使得他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白求恩不仅是一个医生，他更是一个战士，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 正是由于这份无畏的信念，白求恩的生命也被过度消耗，1939年10月，在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为抢救伤员而不小心左手感染败血症，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临终前，他留下了遗嘱：“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直到最后一刻。”白求恩的生命如同一颗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战场，也照亮了后人前进的道路。 白求恩的去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主义者来说，都是一大损失，毛泽东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称他为“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 白求恩不仅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更为国际医疗援助树立了榜样，他的精神，超越了国界，跨越了时空，成为了全球医疗救援的象征。 白求恩的医疗遗产在中国持续发扬光大，白求恩医疗队遗留下来的器械和教材，为晋察冀军区医疗体系打下了基础。 今天，在石家庄，有一座“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它延续了白求恩的医疗理念，服务着无数需要帮助的人。 2015年，为了纪念中加建交50周年，加拿大设立了“白求恩奖章”，专门表彰那些在国际医疗援助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白求恩的精神，也在中国的医疗扶贫和援外抗疫中被重新诠释，特别是在援助非洲抗击艾滋病和新冠疫情期间，白求恩精神被赋予了“无国界医疗援助”的新内涵。 这种精神，不仅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它提醒我们，医疗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对人类的深情。 白求恩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无畏的国际主义者。 他的事迹，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医疗工作者，用他们的医术和热情，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无论历史如何变化，白求恩的精神始终照亮着世界的每个角落。 参考资料：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3日。
